|
|
我睏得站不住了。我乘电梯直达我住的那层楼，电梯不是由电梯司机驾驶，而由斜眼服务员掌握，他攀谈起来，告诉我说，他的姐姐一直同那位极富有的先生一起过，有一回，她想回自己的娘家来，过腻了一本正经的生活，她的先生就来找斜眼服务员的母亲，母亲另有几个孩子，更有些福气，母亲二话没说，当即把不知好歹的女儿送回她的朋友家。“您晓得吧，先生，我姐姐是一位贵夫人。她会弹弄钢琴，讲西班牙话。您可能不相信，给您开电梯的普通伙计的姐姐有这般能耐，她对自己一点儿也不扣门；夫人有她自己的贴身女佣，我才不会大惊小怪呢，有朝一日她会有自己的车子。她很美丽，要是您见到她，她可有点盛气凌人，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嘛。她很有心眼。她在离开公馆之前，不在大衣橱或五斗橱里给女佣留点小玩艺儿让她擦拭擦拭，是决不会轻易出门的。甚至有时候，在一辆马车里，她也干这种事，付过了车费，仍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车夫急着擦车生气当笑话。我父亲把他过去认识的这位印度王子当作是我的小弟弟，当时也是乐得东倒西歪的。当然，这是另一种派头。但气派是呱呱叫的。要是没有外出旅行过，这也是梦里的事。至今只有我留在这一块天地里。但人们不可能知道。运气就在我家里转悠；谁晓得我会不会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可我让您絮絮叨叨个没完（我未曾说过一句话，而且听着他的喋喋不休都开始昏昏欲睡了）。晚安，先生。噢！谢谢，先生。要是所有的人都有您这样的好心肠，世上就不再会有不幸的人了。但是，正如我姐姐所说，因为我现在富了，我就可以有东西给他们一点气恼憎恶了，就这么回事。请原谅我说话不恭，夜安，先生。” 也许，每天晚上，睡梦中我们可以历尽我们认为只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苦难，因为这些苦难是在我们自以为无意识的睡梦中依稀感觉到的。 的确，这些个晚上，我从拉斯普利埃回来得晚了，十分的睏倦。但是，冷天一到，我就不能很快入睡，因为炉火照着，就象有人点着了一盏灯。只是，这不过是一阵火焰——也象一盏灯，也象暮霭降临时分的夕照——耀眼的光芒很快奄奄欲息了；于是我步入梦乡，梦乡犹如我们拥有的第二套间，我们撂下了我们自己的居室，进入第二居室去睡觉，它有自己的门铃，我们有时候被一阵铃声骤然吵醒，我们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拉门铃。它有自己的仆人，有客人们特地找上门来叫我们出门去，当我们准备起床，就要搬回另一套居室，即昨晚睡前的套间时，无奈发现房间空无他人，没有任何人进来过。住在室内的种族，犹如最原始的人种，原来是阴阳二性子。一会儿，一个男人在屋里出现，却形如女流。屋里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可以变成人，变成友人和敌人。对睡眠者来说，在睡梦中度过的时光，与清醒之人忙碌生活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忽而，似水光阴流得要快得多，睡一刻钟似乎过了一昼夜；而有时却细水长流要漫长的多，以为才打个轻盹，实际上已经睡了一整天。是的，登上睡眠之车，人们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连记忆都跟不上自己了，失去了记忆，思想只好走回头路。 睡眠之车，活象太阳之车，在任何干扰都无法阻挡的气氛中跬步前进，以至于需要有一块天外陨石（被哪位陌路神仙从蓝天外？）向我们击射过来，才会打中正常安隐的睡眠（否则，它绝无任何理由止步，而是步步深入循序渐进，持续千年万年不肯苏醒。），使它来个急转弯，回转到现实中来，十万火急，迅速穿越一个个与生活毗邻的地区——在那里，睡眠者顿时听到生活的嘈杂声，虽然不伦不类，仍然隐隐约约，但却依稀可辨——冷不妨在清醒之地着陆。于是乎，人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沐浴在曙光里，不知自己为何人，反正谁也不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准备迎接一切，脑子里把过去倒得一干二净，所谓过去就是在此之前的生活。恐怕，比这还要更为美妙，当强行发生苏醒着陆的时候，我们睡梦中的思想被一件遗忘的斗篷所掩盖，在睡眠停止之前还来不及渐渐回味过来。我们（但我们甚至不说是“我们”）经历了这场似乎已经穿越过的黑色风暴之后，我们成了一尊尊没有思维的卧像：一个可能没有内容的“我们”。此时此地的生灵或事物到底受到怎样沉重的打击，竟会弄得晕头转向，全然无知，何以必须等到疾步跑来的记忆还原其意识或个性的时刻为止？何况，为有这两类清醒状态，就得破除习性法则，不能昏睡，更不能深睡。因为凡习惯网罗的东西，它都加以监视；必须摆脱它的监视，只有觉得自己不是在睡觉的时刻才睡眠，一句话，成眠不受先见之明的保护，也不必由思考来陪伴，哪怕是悄悄的陪伴。 我刚才描写的这两种清醒状态，我在拉斯普利埃颇有感受，每当头天晚上我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醒来时每每就处于这两种清醒状态之中，至少一切仿佛就是象这样过来的，我可以作证，我这个怪人，正期待着死神前来解救，只见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象一只猫头鹰木然不动，也象猫头鹰一样只在黑夜中才看得到一点明亮。一切都似乎象这样发生，但很可能只有一层乱麻堵阻睡眠者听清回忆的内部对话和睡眠的连篇废话。因为（这诚然可以在第一系统里，在更广阔、更神秘、更漫无边际的范围之内自圆其说），因为正当觉醒发生之时，睡眠者听到一种内部的声音对他说：“今晚您来赴这席晚宴吗，亲爱的朋友？那该多么愉快！”心想：“是的，那有多么愉快，我去！”继而，头脑愈来愈清醒，他猛然想起：“我外祖母没几星期活头了，大夫说得很肯定。”他连忙打铃，不由哭了，因为一想到，就要跟过去不一样了，进来答话的不是他的外祖母，他那死亡将至的老外祖母，而是一个无所谓的随身仆人。何况，睡眠将他带出回忆和思想居留的世界，有十万八千里之遥，穿越太空，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甚至无自己的身影可以相吊，他置身于时间和自己的活动空间之外了。随身仆人已经进屋，可他不敢问他时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睡过，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小时（他寻思是不是有好几天了，因为苏醒过来浑身慵懒，头脑清醒，心情眷恋，似乎十万八千里的漫长旅行时间过得并不长）。 诚然，人们可以硬说只有一种时间，道理极其简单，只要看看挂钟便一目了然，您以为过了一昼夜实际上只过了一刻钟。但是，当您看清了时刻，您已经完全是一个清醒的人，沉浸在清醒人的时间海洋里，脱离了另一种时间，也许脱离的不仅仅是另外一种时间，而是另外一种生活。睡梦中享有的种种欢娱，人们是不会把它们记在现实存在里享受到的欢娱帐上的。别的姑且不论，只说最通常的感官享乐吧，我们大家谁在醒来时没有某种茫然若失的不适感？睡梦中，已经领略到一种欢乐，这种欢乐，若不想使自己精疲力竭，是不能在当天没完没了地一再品尝的。这好比损失了财产。人们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有了欢乐，但这另外的生活并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梦中的痛苦与欢乐（一般来说，觉醒时迅速怒放），倘若我们将其记入预算中去的话，那也不在我们日常生活预算的帐本里。 我说过有两种时间，也许归根结蒂只有一种，不是因为觉醒之人的时间对睡眠者有价值，而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生活，即人睡时的生活——在沉睡那部分时间里——不从属于时间的范畴。每次，在拉斯普利埃晚宴之后的第二天，我睡得香极了，我就想象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意境。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一连打了十次铃，却不见随身仆人进屋来，我开始绝望了。但打第十一次铃时，仆人进来了。实际上这只是第一次响铃。前十下只不过是睡梦中虚构的腹稿而已，因为睡梦一直延续到我想打铃的那一刹那。只是我那冻僵的双手没有动就是了。然而，那几天清晨（而正是由此我才说睡眠可能不懂得时间的法则），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极力要把我刚才经历的不确定的睡梦黑团赶进时间的范围之内。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睡梦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睡了两小时还是两天，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位标。倘若我们在外头找不到方位标，因而也就回不到时间中去，于是我们又睡过去五分钟，可我们似乎觉得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早就说过——经验之谈——最有效的催眠剂是困倦。在酣然入梦两小时之后，在与众巨人轮番搏斗之后，在与朋友结下生死之交之后，一觉睡去是很难苏醒过来的，比吃许多片巴比妥要强得多。经过由此及彼的推理，我不胜惊讶，从挪威哲学家口里得知，而挪威哲学家又是从“他卓越的同事”——对不起，应当是“他的同仁”——布特鲁先生那里听来的，我得知柏格森先生对服用安眠药会使记忆力明显衰退有他的看法。如果相信挪威哲学家的话，柏格森先生也许曾对布特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偶尔服用少量安眠药对我们日常生活强有力的记忆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种记忆力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但是，还有另外一些记忆力，更高级，也更不稳定。我的一位同事上古代历史课，他对我说过，如果头天晚上吃一片药用以安眠，到课堂上就很难记起他需要引用的希腊语录。而给他开药的大夫却向他保证药片对记忆力没有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您没有必要背诵‘希腊’语录的缘故，”历史学家回答他说，自负嘲弄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柏格森先生和布特鲁先生之间的这段谈话是否准确无错。挪威哲学家虽然精深，明察，专心致志，但也完全可能理解错了。个人而言，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相反的结果。 麻醉药后的第二天出现的健忘的时刻，与平时酣睡的夜晚充满遗忘的时候，虽只有部分相似，但却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然而，不论是吃药后还是睡着后我所失记的东西，并不是搅得我心烦意乱的波德莱尔的哪句诗，比如“象一把扬琴”之类；我忘掉的也不是被人称道的哲学家的某些观点，而是我身边平平常常事物的现实本身——倘若我睡着了——因我对身边的现实事物竟一无所知，人家以为我是白痴；倘若我醒了，并从人为的睡眠状态中走了出来，我遗忘的不是波菲利①或普罗提诺②体系，对这类哲乍，我完全可以同昔日一样进行讨论；而我忘掉的却是对某次邀请的答谢，对那次宴会只留下一片纯粹的空白。崇高的理念则坚守其位；安眠药使之失灵的东西，不过是区区小事中的行动影响能力，这种能力，只表现在，倘若要及时恢复、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情的回忆，就非得付诸行动不可。尽管可以对脑子坏了以后的苟延残喘问题作这样那样的种种议论，可我发现，每次脑力的哀竭都导致部分的死亡。我们拥有我们的全部记忆，要不便是拥有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伟大的挪威哲学家根据柏格森先生的言论这样说，可我未曾试想模仿哲学家的言辞，以免延误时间。要不便是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但是，什么算作回想不起来的记忆？要不，干脆扯远一点。我们回想不起来我们这三十年的往事；但我们却完全泡在这种种记忆之中；为什么到三十年就煞步不前，为什么不把以前的生活延伸到出生以前的岁月？自从我记不起我身后一大部分往事，自从这些往事成了我看不见的东西，自从我无能为力呼唤这一桩桩往事，谁敢对我说，在这一片我一无所知的黑洞里，我人生之外就难道没有可追根溯源的往事？既然我脑中和我周围能有那么多我回想不起来的往事，那么这种遗忘（至少是事实上的遗忘，因为我无能力看到任何东西）就有可能涉及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甚至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经历过的生活。同样一种遗忘会把一切抹煞得一干二净。那么，挪威哲学家信誓旦旦肯定的灵魂不死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死后我这个灵没有能力回忆出生后我这个人，就象我现在这个人回想不起我出生前的事一样。 -------- ①波菲利（233或234—约305），古罗马时期生于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门徒。 ②普罗提诺（约204—约270），古罗马时期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主要著作有波菲利编纂的《九章集》。 仆人进屋。我没有告诉他我曾打过好几次铃，因为我发现，直到打铃的时候，我只不过做着打铃的梦罢了。不过，一想到这梦竟然如感觉一样清晰，不禁不寒而栗。难道感知会有相应的梦中虚幻？ 相反，我问仆人，这一夜到底是谁老打铃？他回答我说：没有任何人，肯定没错，否则，打铃的“表”上会有记录的。然而，我分明听到了阵阵铃声，那铃声几乎不耐烦了，怒气冲冲，声犹在耳，而且一连好几天仍然依稀可辨。然而，稀罕的是，睡梦竟将不随睡梦消亡的回忆投向清醒时的生活。简直象天外陨石那样屈指可数。倘若这是睡梦铸造的一个意念，那么这个意念会很快分解成碎片，无法重新觅回。然而，在那儿，睡梦却制造了声响。这种种音响，更物质化，而且更简单，持续时间也就更长。 我的家仆告诉我时间尚早，我不胜惊讶。我休息的并不短啊。这属于梦长的轻觉，因为轻觉是清醒与睡眠的中间过渡状态，对清醒时的概念虽有所模糊，但却始终不会忘记，我们若要得到休息，就非常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轻睡，而熟睡的时间可以是短暂的。我之所以感到心情舒畅还有另一番道理。人们只要一想起自己受累了就会觉得疲惫不堪，而只需自言自语：“我休息过了”，就足以振作精神。况且，我曾做了个梦，德·夏吕斯先生已经一百一十岁高龄了，可他竟打了他的生身母亲维尔迪兰夫人两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她花了五十亿重金买了一束蝴蝶花；我于是深信昨夜自己睡得很熟，做的梦与我清醒时的概念牛头不对马嘴，完全违背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这足以使我感到精力充沛。 倘若（正好也是在那一天，订购了阿尔贝蒂娜那顶女帽，却对她只字未提，好让她喜出望外，受宠若惊）我告诉我母亲，说德·夏吕斯先生同谁一起来巴尔贝克大饭店的一个沙龙里共进晚餐，我母亲一定会大吃一惊，她无论如何理解不了德·夏吕斯先生在维尔迪兰家里何以那么殷勤。客人不是别人，只不过是德·康布尔梅家的一个表姐妹的听差而已。这个听差穿着高雅，与男爵一起穿过门厅时，在旅客们眼前“表现出上流社会人士的风度”，圣卢若是看到了，准会这么说。此时正好是大换班的时候，就连那些身着统一制服的小厮们，就连那些步出殿堂，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贵人们”，都未曾注意到这两位来者，而其中一个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只见他低眉垂眼，故意表现出对他们不屑一顾。他看样子要在他们之间穿行而过。“旗开得胜吧，神圣民族可贵的希望”，他想起拉辛的诗句脱口说道，然而诗句的引用与原意大相径庭。“请再指教一遍好吗？”听差要求道，他对古典一窍不通。德·夏吕斯先生不屑答理，他向来自视清高，对下人的提问听而不闻，只顾径直往前迈步，仿佛饭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似的，仿佛世界上只有他夏吕斯男爵的存在似的。他接着又朗读起若萨贝的诗句：“过来，过来，我的姑娘们，”但读了之后，他感到乏味，没有象她那样再添上一句：“得把她们叫来，”因为这些年轻姑娘还不到年龄，性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能讨德·夏吕斯先生的欢心。 再说，他之所以事先写信给德·谢弗勒尼夫人的这个听差，那是因为他不怀疑听差言听计从的秉性，他倒希望此人更具有阳刚之气。可是一见面，他觉得此人娇柔之气过多，这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对听差说，他原以为是与另外一个人打交道，因为他亲眼看到德·谢弗勒尼夫人的另外一个随从仆人，而且的确在车子上看到过这个人。那是一位土里土气的乡巴佬，与现在这个听差完全相反，现在这个听差反以为自己娇滴滴地高人一头，相信正是这种上流社会的派头才把德·夏吕斯先生迷住了，他甚至弄不明白男爵想说的到底是谁。“可是，我没有任何一个同伙会得到您的垂青呀，除了那个长相吓人的伙伴，他一副庄稼大汉模样。”一想到男爵看上的可能就是这个乡下佬，听差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男爵看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便连忙加以试探：“但我并没有表示一种特别的愿望非认识德·谢弗勒尼夫人手下的人不可，”他说。“既然您马上就要走，您能不能在这里或在巴黎把您的伙伴多给我介绍几个？无论这一家或那一家都行。”“噢！不！”听差回答道，“我不同我的同阶级的任何人来往。只是为了侍候需要我才同他们说话。不过有个很好的人，我可以把您引荐给他。”“谁？”男爵问。“盖尔芒特亲王。”德·夏吕斯先生生气了，弄了半天就只给他提供这般年纪的男人，再说，为了此公，他也用不着让一个跑腿的仆人引见。于是，他谢绝了听差的推荐，同时又不让狗腿子图慕虚荣而扫了自己的兴，便又开始对他解释他要的是什么东西，种呀，类呀，比如小马夫什么的。他担心此时正走过来的公证人听见了他说的话，便自以为精明，表现出自己说的与人家可能以为的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用强调的口气说话，仿佛随便与人闲聊，不过又象是一味继续交谈的架势：“是的，尽管我上了年纪，我仍然保持着收集小玩艺儿的爱好，喜欢漂亮的小玩艺儿，一件古铜器，一个古灯架，会使我高兴得如痴如狂。我爱美。” 但是，为了让听差明白他急转话题的良苦用心，德·夏吕斯先生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更有甚者，为了让公证人能听到他讲的话，每个字都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以致这全套把戏足以把他掩饰的东西暴露出来，耳聪的人一听便知一、二，可这位司法官员耳朵一点不灵。公证人竟丝毫觉察不出来，饭店里也没有任何其他顾客看出破绽，他们看到这位听差衣冠楚楚，大家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风流雅士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上流社会人士受了骗上了当，把他当作美国名士，那么，只要他在仆人面前一亮相，仆人们一眼就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就象一个苦役犯认出另一个苦役犯一样容易，甚至人未到就嗅出他身上的味道了，犹如一只野兽很容易被某些野兽闻出身上的气味一样。头目们抬起了眼睛。埃梅投以怀疑的一瞥。饮料总管耸了耸肩，用手捂着嘴道出一句很难听的话，但大家都听到了，他自以为捂嘴说话是讲礼貌呢。 就连我们的老弗朗索瓦丝，她正垂眉低眼走过楼梯口准备到“邮厅”吃晚饭，此时也不由抬起头来，一眼认出了饭店宾客不加怀疑的一位仆人——犹如老奶娘欧律克勒亚早在入席宾客（求婚者）之前就认出了乌利西斯①一样——并看到德·夏吕斯先生正亲亲热热地同这个仆人一起走着，不觉一愣，仿佛她早有耳闻但不肯相信的丑言恶语突然间就在她眼前变成了令人痛心的事实。她一直没有对我谈起这件意外的事故，也没有向任何其他人透露过，但此事肯定使她伤透了脑筋，因为后来，每当她在巴黎有机会看到她此前极为爱恋的“朱利安”时，她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但这种礼貌已经降温，而且每次都增加一大味“保留”的剂量。这同一场变故却反导致另外一个人对我说了心里话；这人便是埃梅。当我与德·夏吕斯先生交错而过，此公原没料到会同我不期而遇，便举手朝我喊道：“晚上好，”说话漫不经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俨然象个贵族大老爷，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觉得不如装出坦荡无藏为妙。没想到埃梅，他，此时此刻，正用怀疑的目光观察着他的言谈举止，他看到我正向那位一眼就看得出是仆人的同伴致意，当天晚上就问我此人是何许人。 -------- ①典出希腊神话。英雄乌利西斯回到伊塔后，奶妈欧律克勒亚为他洗脚，看到他膝上的伤疤，一下子便认出了他。 因为最近以来埃梅爱同我交谈，或者如他所说，喜欢与我“讨论”，这也许可以为我们的交谈标以哲学的性质。我常对他说，在我吃晚饭时，他可以坐下来，同我共享晚餐，可他偏要站在我身边，我对此感到不自在，他声称他从来未曾见过“如此通情达理”的顾客。这时他正同两个小厮谈天。他们向我问好，我不知为什么；他们的脸我觉得眼生，尽管他们对话时那吵吵闹闹的劲头我并不感耳生。埃梅为他们俩定亲的事教训了他们俩，因为他不同意他们各自的婚事。埃梅要我出面，我说我不能出什么主意，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我重报了姓名，再次提醒我，他们在里夫贝尔经常伺候我。但其中一个长长了胡子，另一个则刮光了胡子并让人推了平头；正因为如此，尽管仍然是他们往昔的脑袋安在他们的双肩之上（而不象巴黎圣母院修复过程中换错了人物的头面），可我竟然视而不见，就象胡乱放在壁炉上的东西，纵有众目睽睽，竟无一人发现，任凭怎么找也找不着。但一旦得知他们的姓名后，我马上就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们那隐隐约约音乐般的嗓音，因为我重新看到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见其面而知其音吧。“他们要结婚，可他们连英语都不懂！”埃梅对我说，他没想到，我对饭店这行不甚了了，很难理解，若是不会外语，人们就休想指望有什么好差使。 我呢，我以为他很容易知道，新来用晚餐的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我甚至料定他应该能够记起他来，因为上次他曾在饭厅侍候过他，那是在我初到巴尔贝克小住期间，男爵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介绍过他的大名。然而，埃梅不仅记不起德·夏吕斯男爵，而且听到此名深有触动。他对我说，他衣服里有一封信，第二天他就可以找来，也许我可以帮他解释一下。尤令我吃惊的是，第一年，在巴尔贝克，德·夏吕斯先生曾想要送我一本贝戈特的书，他特地让人来要埃梅去帮忙，后来他应当在巴黎的那家餐馆又见到过埃梅，当时，我与圣卢及其情妇正在那家餐馆共进午餐，而德·夏吕斯先生去那里窥探过我们的动静。不错，埃梅未能亲自去效劳，因为，有一次，是他已躺下睡觉了，而另一次，则正好当班。不过我对他的诚实大有疑问，他竟然声称他不认识德·夏吕斯先生。但是，他又不得不迎合男爵。如同巴尔贝克饭店各层管事一样，如同盖尔芒特亲王的好些个随身仆人一样，埃梅归属一家名门所有，这支望族比亲王家资格更老，因而也更尊贵。当人们要求开一间餐厅时，开始还以为形单影只呢。但有配膳间却猛然发现一位雕像般英俊的领班，满头伊特鲁立亚人的红棕头发，同埃梅如出一辙，只是由于饮香槟酒过量而稍见衰老，眼看着该喝孔特塞维尔矿泉水的时候了。并非所有的顾客都只要求他们为自己服务就行了。那些年轻的小招待，一个个都很谨慎，匆忙，城里有情妇在等着他们，一个个都偷偷溜走了。埃梅为此责怪他们不成体统。他有这种权力。一本正经，他就是如此。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有勃勃野心也是为了妻子儿女。如果有哪个外国男女与他主动接近，他是不会拒之门外的，哪怕需要通宵达旦应酬。因为一切都要从工作出发。他风度翩翩可讨德·夏吕斯先生的欢心，埃梅竟然对我说他不认识德·夏吕斯先生，我怀疑他是有撒谎。可我搞错了。千真万确，那小厮曾对男爵说过，埃梅（第二天他狠狠地训斥了那小厮一顿）已经上床睡觉（或出去了），而另一次则说正在跟班做事。但想象超过了真实。小厮虽然一个劲地坦诚道歉，但其左右为难的尴尬相可能激起德·夏吕斯先生的疑心，这种怀疑伤了他的感情，而埃梅对这种感情却毫无觉察。人们还看到，圣卢不让埃梅往马车走去，我不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是怎样打听到饭店领班的新地址，他坐有马车里再度感到失望。埃梅却没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同圣卢及其情妇共进午餐那天晚上，当他收到一封封口盖有德·盖尔芒特纹章的信时，他感到不胜惊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不妨略引信的数段文字，作为聪明才子对一个大智若愚的傻瓜想入非非单相思的典范。“先生，我未能成功，尽管作过努力，这种种努力很可能使那些千方百计想得到我接待和问候而求之不得的人深感震惊，他们想方设法让您能听听解释，可您又未曾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我考虑到您我的尊严，认为有必要向您作某些解释。我于是在此写下了本来可以当您的面直吐为快的心里话。恕我直言，第一次在巴尔贝克见到您，坦率地说您的相貌令我反感。”接着便引起似曾相识的思考——第二天才发现——原来与一位已故的朋友长得很像，德·夏吕斯先生对这位作古的朋友曾有绵绵大交情。“因此，我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您可以毫不妨碍您的职业，来与我一起打牌，打牌之乐可以为我消愁解闷，给我故友不故的幻想。您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猜测，不管这种猜测多少在本质上有些愚蠢，而且对一个侍者（甚至不配这个称号，既然他不愿意侍候人）来说，已超出了他管事的范围，对如此崇高的感情竟理解不了，您可能以为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却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当我派人请您去取一本书时，他竟叫人回话说您已经上床睡觉了；以为耍耍花招就可以摇身变出风流雅士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何况您浑身上下找不到半点文雅气。若不是第二天上午，出于偶然的原因，我能同您说上话，我早就与您到此一刀两断了。您与我那可怜的朋友长相相似之极令人叹为观止，就连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突出下巴的丑模样也无影无踪了，我终于明白过来，正是故人此时此刻赋予您他那美不胜收的表情，使您能把我重新抓到手里，以免您错过您千载难逢的良机。的确，既然所有这一切不再有追求的对象，既然此生此世不再有机会与您相会，尽管我不愿意在任何环节上夹杂进粗暴的利害问题，但我也许会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如果我能服从死者的祈求（因为我相信众圣之灵，相信他们有干预活人命运的薄愿），让我能象对待他那样对待您，想当初，他也有他自己的马车，他自己的仆人，可我把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他的身上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我爱他就象爱我的儿子。可您却另作打算。我要您给我带一本书来，您却让人回话说您要出门去。今天早上，我让人请您到我车上来，请允许我不揣冒昧说句没有恶意的话，您第三次不给我面子。您定会原谅我在这封信里没有装进高额的小费，而在巴尔贝克我本打算慷慨解囊的，但要我给我一度认为可以同甘共苦的人施小费，我实在于心不忍。顶多，当我在您的餐厅里，在您的身旁，作第四次尝试时，您会再次避开我，使我枉费心机，可我的耐心必是鞭长莫及了。（至此，德·夏吕斯先生留下自己的地址。指明何时可以去找他等等。）再见吧，先生。我觉得，您太像我那位已故的朋友，您当然不会愚不可及吧，否则，面相术就可能是一门伪科学了，我坚信，总有一天，您若想起这起事故，您将会不无遗憾，不无内疚。而在我这方面，您尽管放心，我不会对此怀有任何苦涩。我倒更愿意能留下一个不象第三次徒劳的活动那样坏的回忆，然后再分道扬镳。那次活动很快就会被忘掉。我们就象那一条条大船，您从巴尔贝克不时可以看到，它们有时在此交错而过；要是都能稍事停留，互相打个招呼，本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其中一条偏另作主张；于是它们各奔东西，在海平线上很快就谁也看不见谁了，萍水相逢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在这最后离别之前，彼此总得相互致意吧，先生，德·夏吕斯男爵在这里向您致意了，祝您交上好运。” 埃梅连信都没有读完，便堕入五里云雾，怀疑写信人在故弄玄虚。当我对他讲明男爵是何许人后，他若有所思，正如德·夏吕斯先生预言的那样感到遗憾起来。我甚至不敢打赌，说他未曾写信向这个赠车与友人的人表示过歉意。不过，在此期间，德·夏吕斯先生认识了莫雷尔。但他与此人的关系，充其量可能只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偶然有一天晚上，德·夏吕斯先生正好在寻求伙伴吧，就象我刚才在门厅遇见他正陪着伙伴一样。但他再也无法从莫雷尔身上转移开自己激烈的情感，几年前，这种激情还在自由奔放，一心一意要倾注在埃梅的身上，冲动之下欣然命笔写了这封信，饭店领班把信给我一看，我都替德·夏吕斯先生感到难为情呢。由于德·夏吕斯先生的爱恋是反社会的爱恋，这封信便成了格外触目惊心的一个例证，证明情欲冲动有一股不知不觉的强大的力量，情人心血来潮时，就象泳者不知不觉被卷进大海，顿时看不见大陆一样。无疑，一个正常的男子，如果迷恋上一个自己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她一味想入非非，梦寐以求，不迭的后悔，无体的失望，却又总不死心，硬编出一大部天方夜谭，那么，这种爱恋也就离正常人的爱恋相去甚远，犹如双脚规拉大了距离。同样的道理，由于德·夏吕斯先生与埃梅地位悬殊，一种爱恋得不到普遍分享成了单相思，这种本来就格格不入的距离也就格外扩大了。 每天，我都同阿尔贝蒂娜一起出门。她终于下决心重操画笔，并首先选择拉埃斯圣约翰教堂作画，这座教堂已不再有人问津，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很难得有人指点迷津，若无向导带路是无法发现的，孤零零的一座教堂，离埃普维尔车站有半个多小时路程，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格持奥尔姆村最远的几幢房屋，这些房屋年久失修，早已黯然失色了。关于埃普维尔这个地名，我发现本堂神甫教志的说法与布里肖提供的情况不符。一个说，埃普维尔即过去的斯普维拉；另一个则指出此名源于阿普维拉。我们第一次乘上与费代纳背道而驰的小火车，也就是说朝格拉特瓦斯特方向开去。正值三伏酷暑，吃完中饭马上出发着实可怕。我本来是不想这么早就出门；明亮而滚烫的热空气唤醒了心头懒怠清凉的意识。热气腾腾充满了我们的房间。我母亲的和我的，各个房间的位置不同，室温也就不一样。妈妈的盥洗室阳光照耀，洁白夺目，在四面灰泥墙上竞相炫耀，形同深井一般，上头，方形天窗洞开，只见一方青天，似有碧波荡漾，且因欲望使然，错把这一方青天看作是满满的一池碧净的浴水（浴池也许就在平台前，也许是通过某一面窗镜反照出来）。虽然炎热难当，我们还是乘一点钟的火车。就是在车厢里，阿尔贝蒂娜感到热得很，长途走路就更受不了，可我却担心她会着凉，因为曝晒之后要呆在那个太阳晒不到的潮湿的空洞里，一动不动。另一方面，打从我们初访埃尔斯蒂尔开始，我就已经发现，她不但羡慕豪华，而且贪图舒适安逸，但她又没有足够的钱来享用，于是，我便同巴尔贝克的一位租车商约好，要他每天派一辆车来接我们。为了避开暑气，我们沿尚特比森林前行。有无数看不见的鸟儿，有些可能是半海鸟，躲在树丛里，就在我们的身边啾啁唱和，给人以闭目养神的效果。我坐在车子后头，紧挨着阿尔贝蒂娜，她的两只胳膊紧搂着我，我听着大洋神女们纵情歌唱。偶尔，我看见一个乐师从一片树叶上跳到另一片叶子下，表面上看不出他与他的歌声有丝毫的联系，我真不敢相信，这一曲曲美妙的歌声原来就是从这小巧的、蹦蹦跳跳的、卑微的、受惊的、不起眼的小鸟嘴里唱出来的。车子不可能一直把我们送到教堂。出了格特奥尔姆，我让车子停下，向阿尔贝蒂娜说声再见。因为她对我谈起这座教堂、谈起几幅画时，把我吓得够呛，其实这座教堂与其它名胜古迹差不多，她说：“要是能同您一起观赏该有多愉快！”这种愉快，我自感不能满足她。对于美的东西，只有当我形单影只、孤寂一身或旁若无人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可是，既然她认为，只有同我在一起才能感受到艺术美，而艺术美感却不能这样传达的，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便对她说，我先走，傍晚前来接她，但又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得坐车子往回走，拜访一下维尔迪兰夫人或康布尔梅一家，甚或还要在巴尔贝克陪我妈妈一个小时，但绝对不会跑得更远。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因为有一次，阿尔贝蒂娜心血来潮，对我说：“真讨厌，大自然造化太糟，把拉埃斯圣约翰教堂搁在这一边，却把拉斯普利埃撂到那一头，，致使人家只好成天囚禁在自己选择的地方”；一俟我收到女帽和面纱，我便为我那不幸的囚犯在法尔若（据教志是SanctusFerreolus）预订了一辆汽车。当时，阿尔贝蒂娜被我蒙在鼓里，她来找我时，听到饭店前有马达声响，不胜惊讶，又听说这辆汽车是我们用的，高兴极了。我让她上我房间里来一会儿。她欢跳了起来。“我们去拜访维尔迪兰家？”“是的，最好别穿这身打扮，既然您即将有自己的汽车。拿着，您戴上会更好看。”我说着掏出藏好的帽子和纱巾。“这是给我的？啊！您真好！”她欢叫着跳过来勾着我的脖子。埃梅在楼梯口遇见我们，为阿尔贝蒂娜衣着漂亮和我们的交通工具感到骄傲，因为当时在巴尔贝克，小汽车是稀罕之物，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下来了。阿尔贝蒂娜有意想显露一下她的新打扮，求我让人把顶篷支起来，可后来又让我请人降下来，以便我们俩能自由自在地呆在一起。“喂，”埃梅对司机说道，他还不认识司机，可司机却一动不动，“你没听见人家叫你把车篷掀起来吗？”因为埃梅被饭店生活泡得肆无忌惮了，况且，他在饭店里谋得了杰出的地位，不象车夫那样胆怯，在车夫的眼里，弗朗索瓦丝都成了“贵夫人”了；尽管事先没有介绍，凡是从未见过面的平民百姓，他一律以“你”相称，弄得人们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于上层贵族的蔑视呢还是下里巴人的亲热。“我没空，”司机说，他并不认识我，“我是西莫内小姐叫来的。我不能带先生。”埃梅放声哈哈大笑：“瞧你说的，大傻帽，”他回答司机道，而且很快说服了他：“就是西莫内小姐呀，要你抬高车篷的那位先生正是你的主雇呀。”从个人感情上讲，埃梅对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少好感，只是看在我的面上，才对她的穿着打扮感到骄傲，只听他悄悄地对司机说：“要是你每天有机会为这样的公主王妃开车，嗯，那是你的造化喽！”这还是第一回，我再也不能无牵无挂独自一个人去拉斯普利埃了，不能象往日那样趁阿尔贝蒂娜作画之机独往独来了；她要同我一道去。她原以为我们可以沿路且开且停，但相信无论如何不能先走拉埃斯圣约翰教堂这条路，也就是说不能走另一个方向作一次漫游，若要漫游似乎非改日进行不可了。然而，她却从司机嘴里得知，要到圣约翰教堂再容易不过了，只要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呆它好几个小时，也还可以再往前推进，从格特奥尔姆到拉斯普利埃，顶多不超过三十五分钟。我们终于明白了他的话，车子一起动就往前冲，一冲就是二十步远，胜过一匹千里马。距离不过是时空关系罢了，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往往以多少古法里，以多少公里计程，表明有多困难，一旦困难减少，古法里或公里的计程体系就变得不地道了。表达艺术也会随之改变，比如一个村庄，对于只一个村庄来说，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但随着周围环境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两个村庄就成了邻村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听说，可能存在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二加二等于五，在那里，直线未必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最短途径，阿尔贝蒂娜未必会如此惊讶，倒是听司机对她说什么，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轻易地去圣约翰教堂和拉斯普利埃，她反少见多怪了。杜维尔与格特奥尔姆，老圣马尔斯与圣马尔斯，古维尔与老巴尔贝克，图维尔与费代纳简直就象昔日的梅塞格里斯与盖尔芒特，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此时仍被禁锢在不同的天日之下，任何人的眼睛都休想在一个下午能够兼顾两地的风光，现在却被七法里天足巨人解放了出来，只消下午吃点心的片刻，就足以饱览两地的钟楼、尖塔和古老的花园，只见花园四周的树木迫不及待，以先睹园中花草为快事。 来到科尔尼什公路坡下，汽车一下子就冲了上去，发出不断的吼叫声，就象挨了刀割一样大喊大叫，此时，只见退潮的大海在我簇拥着；拉斯普利埃的青松棵棵都动了感情。比晚风吹起时节还激动几分，只见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跑来，可到了眼前又闪躲开去，一位我还从来没见过面的新仆人来到台阶前为我们开门，而园丁的儿子刚流露出早熟的欢快，两眼死盯住汽车停放的地方恨不能一眼吞进去。那天不是星期一，我们不知道能否找到维尔迪兰夫人，因为，除了这一天她接待客人外，即兴去见她是很冒失的行为。当然，她“基本上”在家，但这“基本上”的说法，是斯万夫人常用的字眼，每当她自己千方百计要拉自己的小圈子的时候，每当她想方设法稳坐家中招引顾客上门的时候，就用“基本上”来表达（哪怕她因此每每无法主动接近别人），但她往往将这种表达方式曲解为“原则上”，只表示“在一般情况下”的意思，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例外。因为，维尔迪兰夫人不仅喜欢出门，而且往往把女主人的义务推出千里之外，当她有客人吃午餐时，品过咖啡，喝过饮料，抽过香烟（尽管因天热和消化作用使人昏昏欲睡，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透过平台树荫，观看泽西大客轮横渡碧海的景象），当即安排一连串的散步，宾客们硬是被请上车去坐好，身不由己地被拉到这个或那个观光点上，这样的观光点在杜维尔四周比比皆是。话虽这么说，（尽管有起驾登车之劳），这第二部分的游览活动并不完全令客人扫兴，佳肴美酒或苹果汽水酒落肚之后，清风拂面，景色宜人，很容易悠然陶醉的。维尔迪兰夫人让外地人参观这些风景点，就象让人参观她家（或远或近的）附属地产似的，既然大家来到她家吃午宴，那就不好不去看这些地方，话又说回来，倘若不到女护主家里作客，大家也就不会认识这些地方。这种窃取散步专利权的企图，就象窃取莫雷尔游戏专利权，又如过去德尚布尔游戏专利权，这种强行把海上风光划归她的小圈子的企图，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其实，并非那样荒诞不经。维尔迪兰夫人岂止是在嘲笑，而且简直是在揶揄，据她看来，康布尔梅家不仅对拉斯普利埃的室内陈设和庭园置景乏味，而且他们在附近散步或请别人散步时缺少创新。同样，在她看来，拉斯普利埃只有从它变成小圈子的庇护地之日始才能不负造化，同样，她认定，康布尔梅一家，只晓得成天价日坐在自己的马车里，沿着铁道，沿着海边，在附近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坎坷马路上来回颠簸，长期身居本地，却不认识本地的本来面目。她说的倒也有几分根据。来来回回，司空见惯，对一个似乎踏烂了的地区，这地区就近在咫尺，屡见不鲜了，康布尔梅一家一出门总是去那几个地方，而且走的都是那几条路。自然喽，他们也常常笑话维尔迪兰一家好为人师，居然在老住户面前充当起导游来了。但是，如果真的逼着他们领路，他们，乃至他们的车夫，还真没有本事把我们带到幽深胜景去，而维尔迪兰先生只消打开一处早已荒废的私宅栅栏，便引导我们入胜探幽，别的人是万万想不到可来此问津的；此地只好下车，因为必经之路车子过不去，不过有所失方有所得，可以领略一路旖旎风光。不过，应当承认，拉斯普利埃花园简直是周围风景之集大成，在园中散步可以同方圆数公里揽胜相媲美。首先，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一边可以看到峡谷，另一边则可以看到大海，其次还因为，即使从一边看，比如说放眼大海，绿树丛中开辟出几条通道，顾此海天一色尽收眼底，瞩彼则一色海天一览无余。每个观光点上都配有一条长椅；游人每到一处都要坐下观赏一阵，不是巴尔贝克扑入眼帘，便是巴维尔依稀可见，或是杜维尔遥遥在望。即使朝一个方向一意孤行，悬崖峭壁上不时可见一条板凳，或高或低，或前或后，摆在那里。从那上头极目远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片葱茏和似乎已经不能再开阔的水面，但是，如果继续沿着羊肠小道往前走，直到下一张长凳上，便可发现海面顿时扩展，浩浩淼淼，无际无涯，汹涌澎湃的大海和盘托在眼前。在那里，游人可以清晰地听到波涛翻滚的声响，但在园林深处则相反，涛声传不进来，波浪虽依然历历在目，却听不见它的声音了。这些休憩的地点，对于拉斯普利埃的房主来说，素有“景观”之称。的确，它们在城堡周围，荟萃了周围地区、河滩和森林中最优美的“景观”，愈远景物愈小愈隐约，正象哈德良皇帝①那样，将各地名胜缩小简化兼收并蓄于自己的行宫里。根据“景观”一词所得名称并非专指海边某一地名，而往往是指港湾对岸的景观，游人纵览全景，发现对岸景物奇异，留下某种突出的印象。就象人们从维尔迪兰先生的书架上拿一本书，到“巴尔贝克景观”那里读它一小时，同样地，倘若天气晴朗，人们也可以去“里夫贝尔景观”那里喝几杯清凉饮料，只是不能刮大风，因为，尽管两边都种了树，但那里却是猛烈的风口。 -------- ①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在位）。 下午，维尔迪兰夫人再次组织乘车游览，回府时，女主人若发现有哪个上流社会的“海边过客”留下名片，她便会装出喜出望外的样子，而对未能接待来访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客人只是顺便来看看“家”，以便有一天抽暇来认识一下拥有著名艺术沙龙但在巴黎不是经常能让人出入其间的妇女），于是马上让维尔迪兰先生邀请他来赴下星期三的晚宴。但往往旅游者不得不在星期三以前动身，或者担心回去晚了，维尔迪兰夫人则有言在先，每星期一下午吃点心的时刻肯定可以找到她。下午吃点心的习惯并不太多见，我在巴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德·加利费夫人家或德·阿巴雄夫人家吃到极富丽堂皇的风味点心。但恰恰此地不是巴黎，对我来说，环境的优雅与否不仅影响到聚会的雅兴，而且影响到客人的素质。与这等上游社会人士交往在巴黎我毫无兴趣，但在拉斯普利埃，其人远道经费代纳或穿尚特比森林来到这里，其性质就变了，重要性也变了，成了一次愉快的小插曲。有时候，冒出一个老熟人，我对他了若指掌；若是在斯万家，我一步也懒得走动去找他。但此公大名在这悬崖绝壁上可格外铿锵作响，犹如一个演员的姓名，在某个剧场里往往可以听到，此名一经印在广告上，颜色格外醒目，介绍非同凡响，赫赫扬扬，竟然因意料不到的机遇而一鸣惊人，身价百倍。在乡村，大家无拘无束，上流社会人士往往自告奋勇，住在谁家便负责把朋友们带去，好象道歉一样悄悄对维尔迪兰夫人说，他在他们家住，总不能把朋友们甩掉不管吧；与此相反，他对这些客人，则装得似乎是客客气气，让他们在单调的海滩生活里见识一下这种娱乐消遣活动，去一家宗教中心，参观一座富丽的建筑，吃一顿美味可口的点心。这一下子就凑足好几个人组成二流人士的聚会；倘若花园的一个角落长有几棵绿树，这在乡村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但在加布里埃尔大道或蒙梭街就显得格外优美了，在巴黎市区，只有腰缠数百万的大富豪方能享有一小片园地，反过来讲，在巴黎晚会上的二等老爷们，每星期一下午，则可在拉斯普利埃充分显示自己的价值了。他们刚刚坐成一桌，只见桌面蒙着一块绣红的台布，窗间墙上挂着几幅单色画，这时，人家马上就给他们端上来一块块烘饼，诺曼第的千层酥，船形馅饼，只见馅饼里包满珍珠玛瑙般的红樱桃，还有素有“外交官”美称的“蜜饯布丁”，一扇扇窗户敞开着，面向碧海蓝天，幽深的蓝图呈现在面前，大家有目共睹，不可能不同时看在眼里，于是乎，这些二等老爷们摇身一变，身价大增，变成若干更可宝贵的东西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没有看见他们之前，当人们每星期一来维尔迪兰夫人家幸会的时候，就连那些在巴黎司空见惯看腻了在豪华饭店门前停留的大马车的人们，如今看到在拉斯普利埃门前那排大冷杉树下停着两三辆破马车，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到心口怦怦直跳。也许，这是因为，乡村环境不同，物换星移，上流社会索然无味的感受，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竟然又变得新鲜起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坐破车子去看维尔迪兰夫人，往往会唤起某一次游山玩水的美好回忆，想起有一次与车夫约好的昂贵的承包活动，车夫承揽一天包活简直是“漫天要价”。但是，那些新来乍到的客人，还不可能弄清他们的身份，大家总有些许的好奇心，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这会是谁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弄不清谁会来康布尔梅府上或在另一家府上住上八天时间，乡村生活孤寂无聊，大家喜欢提此类问题，遇到一个久别重逢的人，或介绍一个陌生的人，这在巴黎生活里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但在乡村则不然，它打乱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真空，填充了美妙的气氛，就连邮差到达的时刻也成了一大快事。就在我们坐汽车到达拉斯普利埃的当天，因为那天不是星期一，维尔迪兰夫妇很可能被折腾得够呛，因为全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想看热闹，而对于远离亲人，被禁锢在孤零零的温泉疗养院的病人，就恨不得破窗而出看个究竟了。那个腿脚颇快的新仆人，已经习惯那些套话，他回答我说，“要是夫人不出门的话，她很可能在‘杜维尔景观’上”，他说“他去看看”，却立刻回告我们说，她立即接待我们。我们看见她时，她的头发有点散乱，因为她刚从花园、家禽饲养场和菜园子转回来，她去那儿喂她的孔雀和母鸡，拣蛋，摘果，采鲜花，以便“为餐桌铺路”，那餐桌的布置，犹如花园小径的微缩，不过在桌上，她却别有讲究，不让桌面一味容忍有用的和好吃的东西；除了园中那些现成的东西，如梨子啦，雪花蛋啦什么的，还摆着高杆兰蓟，康乃馨，玫瑰花和金鸡菊，透过招展的花枝凭窗远眺，犹如透过花标杆，但见渡船来往穿梭。听说有客人来访，维尔迪兰夫妇当即停止布置鲜花准备迎客，但一看来访者并不是别人，而是阿尔贝蒂娜和我，显得出乎意料，我一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原来那位新仆人，虽然满腔热情，但还不熟悉我的姓名，禀报错了，维尔迪兰夫人一听好生耳生，还是请进来吧，不管是谁总得看看吧。那新仆人呢，站在门口上，打量着这场面，好弄明白我们在家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而后，他大步流星跑远了，因为他前一天才被雇来。阿尔贝蒂娜将帽子和面纱让维尔迪兰夫妇好生看过，便对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提醒我，我们眼看没有太多时间来干我们想干的事情。维尔迪兰夫人留我们等着吃下午的点心，可我们谢绝了，但冷不防她突然披露了一个打算，差点把我和阿尔贝蒂娜游山逛水所指望的全部兴致一扫而空：这个女主人，由于不好下狠心离开我们，也可能是舍不得一次新的消遣的机会，想同我们一起往回走。她早就惯于这么干，自告奋勇提此类建议让人扫兴，而且她不可能有把握，她自告奋勇提出的决议会给我们带来愉快，因此她在向我们提建议时，装出一副极其自信的样子，极力掩饰她表现出来的难为情，甚至看不出她曾想到，我们的回答会有什么问题，她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要求，而是在向她丈夫谈到阿尔贝蒂娜和我时，仿佛是她优待我们一次似的顺便说说：“我送他们回去吧，由我来。”此时此刻，她嘴上挂起一丝微笑，这种微笑并不属于她自己的专利，我已经在某些人身上领教过这一种微笑，他们对贝戈特狡黠一笑说：“我买了您的书，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人笑亦笑的笑，一种千篇一律的共相，只要他们有必要这样子——象人们使用铁路和搬运车那样——仿效他人嘴脸，只有几个高雅之士例外，比如斯万和德·夏吕斯先生，我从来没看见在他们的嘴唇上挂着那种微笑。打从她那一笑开始，我的拜访便大败其兴的了。我故意装着不明白她的意思。过了片刻，事情变得明朗了，维尔迪兰先生似乎也要一起凑热闹。“但这可让维尔迪兰先生太费时了吧，”我说。“才不呢，”维尔迪兰夫人和颜悦色、慷慨施恩地对我说，“他说，与这等风华男女重温往昔的轻车熟路会令他格外高兴；必要时他可以上电车，这吓不倒他，然后我们俩双双老老实实坐火车回来，就象一对和睦的好夫妻。瞧，他笑逐颜开了。”她仿佛是在谈论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名鼎鼎的老画家，画家比小孩还小孩，以乱画奇形怪象逗自己的小孙孙们取乐。令我倍添烦恼的是，阿尔贝蒂娜似乎不与我分忧，反为能与维尔迪兰夫妇一起坐着车子兜遍全区而感到兴致勃勃。可我呢，我本指望与她一起寻欢作乐，而且早已迫不及待了，我岂能容忍女主人扫我们的兴；我编造了种种谎言，维尔迪兰夫人听了恼羞成怒，发出咄咄逼人的威胁反倒使我的谎言成了有情可原的了，可阿尔贝蒂娜呢，真是气死人！她却与我唱反调。“不过，我们要去拜访一个人，”我说。“拜访谁？”阿尔贝蒂娜问。“我会对您作出解释，这非去不可。”“那好！我们等着你们就是了，”维尔迪兰夫人说，什么条件她都可以屈从。直到最后一分钟，我真担心有人会夺走我那梦寐以求的幸福，于是心一狠，也顾不得失礼了。我断然加以拒绝，贴着维尔迪兰夫人的耳朵，借口说阿尔贝蒂娜有心事，她想问我如何是好，绝对必须我单独同她在一起。女主人沉下脸来：“那好吧，我们不去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发抖了。我感到她好不高兴，不得不装装样子作点让步：“不过，也许可以……”“不，”她又说，反而火上添油，“我说不，就是不。”我以为同她闹翻了，可她却站在门口提醒我们，叮咛我们千万不要“放弃”第二天的星期三聚会，不要开着这玩艺儿来这里，这玩艺儿夜里可危险了，千万坐火车，同小圈子的人大家一起来，汽车已经在园林斜坡上行驶，她到底还是把车叫停了下来，因为仆人忘了把她叫人为我们包好的一方水果塔和一叠油酥饼放到车上去。我们重新上路，只见一幢幢小农舍簇拥着鲜花迎面跑来为我们送行了一程。我们觉得这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与我们对每一个地方留下的印象大不相同，空间的概念远非那种神通广大的概念。我们说过，时间的概念大大扩大了各个地方的差别。但时间的概念也不是唯一的。有些地方，我们老觉得它们孤零零的，与其余的世界似乎没有共同的尺度，几乎与世隔绝，有点象我们人生特定阶段认识的那些人物，比如在部队里，在我们童年时代里认识的人，如今与我们已毫不相干了。在巴尔贝克寄居的第一年，有一个高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喜欢带我们去那里登临，因为从那里放眼，非水即林，高地名叫“博蒙秀峰”。她选择登秀峰的那条道，一路古树参天，她认为美不胜收，只是全是上坡，她的马车不得不慢吞吞前行，走很长时间。一旦上了高地，我们又立即下山，散散步，再上车，沿着老路回去，前不见村庄，后不见城堡。我晓得，博蒙有一点令人莫名其妙，似乎很远，仿佛很高，我弄不清它到底在什么方向，因为从前从未取道博蒙秀峰到别的地方去过；况且，要坐很长时间的马车才能到达高地。此地显然与巴尔贝克同属一个府（或同一个省），但在我看来，它地处另处一个世界，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然而汽车却对神秘世界大不敬，虽过了安卡维尔，但安卡维尔的房舍仍然历历在目，由于我们下到横向的海岸，直通巴维尔，来到一道土堤上，顿时看见了大海，我问这是什么所在，司机尚未来得及回答，我猛然认出了博蒙，我每次乘小火车，就这样绕博蒙而过，竟有眼不识秀峰，其实它离巴维尔仅有两分钟的路程。我服役的军团里有一位军官，我原以为他是一个特别人物，他心肠太好，过于朴实，以致看不出他是豪门贵族门第出身，时间距离太久远了，而且简直神秘莫测，以致不仅仅是名门望族的后代问题，但我却得知，他是某某君的叔伯兄弟，或堂表兄弟，而我又同此君在城里共进过晚餐，与这位军官留下的印象相类似，博蒙一旦与我原以为有天壤之别的地方混为一谈，它顿时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并在当地明确了位置，令我想起来都怀着惶恐，倘若我在一部小说封闭的氛围之外遇到了包法利夫人和桑塞维利纳夫人类似的人物，我兴许会觉得她们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可能有人以为，我热衷于美妙的铁路旅行，因此很难分享阿尔贝蒂娜见了汽车那美滋滋的心情，即使汽车上坐着一位病夫，但病人想到什么地方它就可以开到什么地方，却不允许——象我迄今做的那样——把某地看作是个人的标记，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不可取代的佳境。无疑，这个地点，汽车不会象当年我从巴黎来巴尔贝克时的铁道那样在此设终点站，这个站摆脱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作为始发站颇为理想，而作为到达站早就没说的，开到这大站头，里面却不住任何人，上面只标有城市的名字，即某某火车站，看样子到了车站就意味着终于可以进入城市，因为它很可能是城市灵魂的现形。不，汽车可不同，它把我们带进一座城市，没有这么神妙，因为我们下火车首先是从整体上看这座城市，这个整体，城名作了概括，顾名思义含有观众闭门造车异想天开的色彩。而汽车则把我们带进大街小巷里转，不时停下向居民打听一下情况。但是，作为轻车熟路往前开的惩罚，就连司机对自己的路都没有把握，只好摸索着走，甚至走回头路，前面走错了岔道，一座古城堡徒有百年老树绿荫遮面，但随着我们向它逼近，终于脱颖而出，只见它依山傍海，与一座教堂相映成趣，汽车环城一圈又一圈往里兜圈子，城市吓得魂飞魄散，向四面八方逃脱开去，汽车最后单刀直入，直插山谷深处，只见城市就横卧在山谷的土地上；这所在，是独一无二的地点，汽车似乎已经揭开了特别快车赋予的神秘面纱，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是我们自己发现了这地点，明确了它的位置，而且好象用圆规测量过那样准确无误，用更精密的准确性，帮我们体会到真正几何学的奥秘，“大地测量”的美妙。 此时，有一件事可惜我并不知道，只是两年多以后方才听说，那就是，司机的雇主之一就是德·夏吕斯先生，莫雷尔负责给司机付钱，却为自己留下一部分钱（让司机增加两倍乃至四倍的公里数），与司机打得火热（在众人面前却装模作样不认识他），经常用他的车子跑远程。要是当时我知道此事，要是维尔迪兰夫妇与这位司机一拍即合的信任源出于此，而且他们可能又不知道内情，那么，我第二年在巴黎生活的种种苦闷，与阿尔贝蒂娜的种种不幸，也许就可以得到避免；可是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德·夏吕斯先生与莫雷尔一起乘小车外出兜风，就事情本身而言，与我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更何况，他们到外面游山玩水，更多的是到海滨去吃一顿午餐或一顿晚餐，德·夏吕斯先生装出破产老侍从的模样，而负责算帐的莫雷尔，却俨然象一位极好的绅士。我不妨举一餐晚饭为例，这样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事情发生在圣马尔斯一家椭圆形的饭店里。“难道不可以将这个收起来吗？”德·夏吕斯先生问莫雷尔，好象对一个中间人说话，这样就不必直接问跑堂的了。他所谓“这个”是指三朵枯萎了的玫瑰花，是饭店侍应部领班好心好意放在桌子上以为可以装饰桌面的。“可以……”莫雷尔尴尬地说：“您不喜欢玫瑰？” “哪里话，我指出刚才那个问题，恰恰证明我喜欢玫瑰花，既然此地并没有玫瑰花（莫雷尔感到莫名其妙），但实际上，我并不很喜欢玫瑰花，我对姓名极敏感；一看到一朵玫瑰花有几分姿色，便得知她叫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或叫尼埃尔元帅夫人，这无异于吹来一股寒气。您是否喜欢指名道姓？您是否为您的音乐会小曲段找到标致的标题？”“有一首《愁诗》。” “真糟糕，”德·夏吕斯先生答道，嗓音很尖，象耳光一样响亮。“可我要的是香槟吧？”他对领班说，领班满以为端上来的就是香槟，实际上是为两位顾客倒满了两杯根本不是香槟的汽酒。“不过，先生，……”“撤走这该死的东西，它连最差劲的香槟都沾不上边。简直是催呕药，叫‘Cup’（混酒），一般用三颗烂草莓泡在醋和塞尔茨矿泉水混合液之中……是的，”他接着转身对莫雷尔道：“您好象不知道标题是什么名堂，甚至，在您表演最得意的节目之中，您似乎没有发现事情通灵的一面。”“您是说？”莫雷尔问，他对男爵的一席谈话一点也没听明白，生怕丢掉一条有用的信息，比如，举个例子，邀请吃饭之类，德·夏吕斯先生有所疏忽，没有把“您是说？”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莫雷尔因此得不到回答，以为该换换话题，于是给他耍了一个花招：“瞧，那个卖花的金发小娘子，她卖的就是您不喜欢的花；又是一个准有宝贝女友的女人，那个老娘，在里面桌上吃饭的那个，也肯定有。” “可你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德·夏吕斯先生问道，对莫雷尔的先见之明赞佩不已，“噢！只消一秒钟我就把她们看透了。要是我们俩双双夹在人群中蹓蹓跶跶，您就会发现，我不会两次上当。”谁要是在此时看一看莫雷尔，看看他满身阳刚之美中却有着小娘们的一脸媚气，就会明白那种阴暗的猜度心理，与其说是将他指给某些女人，还不如说是那些女人来影射他，他渴望取代絮比安，有意无意想为裁缝从男爵那里挣得的收入，来弥补他的“固定收入”。“谈到小白脸，我更了解底细，我保您万无一失，眼看快到巴尔贝克集市，我们会找到许多好东西，那时要在巴黎，您瞧好了，您可以玩个痛快。”但是，奴才天生就谨小慎微，使他已经说出口的话徒添了另一种含义，以致德·夏吕斯先生以为他说的是年轻姑娘的事，“知道吧，”莫雷尔说，真想使出一个高招，既要无伤自己的大雅，又要激起男爵感官的兴奋（尽管这一招事实上不道德），“我的梦想，是找一位黄花姑娘，使我得到她的爱，从她身上得到她的童贞。”德·夏吕斯先生早已按捺不住，不由轻轻掐了掐莫雷尔的耳朵，天真地补充道：“这对你有什么用？你既然想要她的童贞，那你就非娶她为妻不可，”“娶她为妻？”莫雷尔嚷了起来，他感到男爵已经飘飘然忘乎所以了，要不就是他没想到与之对话的这个男子比他想象的还要认真，“娶她为妻？万万不行！我可以满口应承，不过，一旦小动作很利索，当天晚上我就把她甩掉。”只要吹牛能够引起他暂时的快感，德·夏吕斯先生一般总要介入，哪怕云散雨收之后，马上收回全部的兴趣，“真的，你要干这事？”他笑着对莫雷尔道，紧紧地搂着他，“那又怎么！”莫雷尔道，发现自己并没有使男爵不悦，便直言不讳地继续向他作解释，他的确有一种什么样的欢情，“这危险，”德·夏吕斯先生说，“我事先就准备好开路，然后溜之大吉，连地址都不留。”“可我呢？”德·夏吕斯先生问。“我带您一块走，那还用说，”莫雷尔连忙道，没考虑到男爵会落成什么样子，根本就没有把男爵放在心上，“嘿，有一个小娘们，真讨我喜欢，就在这方向，她是一个小裁缝，在公爵先生的府邸里开了一个小店铺，” “絮比安的女儿！”男爵失声叫将起来，正好饮料总管进来，“哟！绝对不行，”他接着说道，要么是因为出现了一个第三者来使他变得冷淡，要么，即使在黑色弥撒之际，他都会津津乐道于玷污最神圣的事物，但却下不了狠心让与他有交情的人卷进去，“絮比安是个好人，小姑娘模样很迷人，给他们制造痛苦，叫人于心何忍。”莫雷尔感到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便闭口不言，但他的目光仍然空盯住年轻姑娘的身上，他早就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当着她的面，称他“亲爱的伟大艺术家”，他本人曾经向她订做过一件背心。小姑娘非常勤快，也没休过假，但后来我才知道，正当那位小提琴手在巴尔贝克地区的时候，她心里就老也放不下他那堂堂仪表，因为她看到莫雷尔同我在一起，便把他当作是一位“先生”，他因此脸上沾了不少光。 “我从来没听人演奏过肖邦的曲子，”男爵说，“不过我本来是可以听到的，我同斯达马蒂一起上过课，但他不让我到我的姨娘希梅家去听‘夜曲’大师的演奏。”“多愚蠢，他在那干了些什么名堂！”莫雷尔嚷嚷道。“相反，”德·夏吕斯先生尖着嗓子，激动地进行辩解。“他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早就明白，我是一个‘纯朴的人’，我容易受肖邦的影响。这毫无用处，因为我从小就放弃了音乐，其余的一切反正也付之东流。后来，想了一想，”他补充道，语音发齉，慢慢吞吞，“总有人听到过，总有人给您讲个大概。但说到底，肖邦只不过是回返通灵那边的一个借口，而您却轻视了通灵方面。” 人们终会发现，经过一席庸俗言语的穿插之后，德·夏吕斯先生的言辞顿时又变得同他平时说话那样优雅、傲慢。这是因为：想到莫雷尔准备“甩掉”一个被奸污的姑娘而心安理得，他顿时尝到了一阵淋漓痛快。快感一过，他的感官暂时平静了下来，一度取德·夏吕斯先生而代之的性虐待狂（他，的确是通灵的）已逃之夭夭，让真正的德·夏吕斯先生重操人语，只见他浑身充满艺术家的文雅，洋溢着多情和好意。“还有一天，您弹了改编的钢琴曲，四重奏第十五号作品，这已经够荒唐的了，因为没有比这更缺乏钢琴味的了。它是专门为这样一些人改编的，那个自命不凡的伟大聋子绷弦过紧，把他们的耳朵都给震痛了。然而，恰恰是这类近乎庸俗的神秘主义才是神圣的作品，反正您演奏得很糟糕，改变了所有的乐章。您演奏这部作品，要象是演奏您自己作的曲子那样。”年轻的莫雷尔只觉得一阵震耳欲聋，为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天才而痛苦不堪，好一阵子呆若木鸡；后来，一种神圣的狂热涌上心头，他试了试，作出了第一小节的乐曲；可是，由于起拍就极其费劲，他已精疲力尽，不由耷拉下脑袋，落下一绺俏丽的头发，以讨维尔迪兰夫人欢心；继而，他得寸进尺，如法争取时间，再创造数量可观的大脑灰质①，他刚才挥霍了大量的细胞以表现自己特尔斐竞技场获胜者的胆略；于是乎，他恢复了元气，灵机一动，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全力以赴扑向那雄伟壮丽永垂不朽的乐句，就连柏林钢琴演奏高手（我们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是指门德尔松）恐怕也得孜孜不倦地仿效它了。“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独一无二的、真正出类拔萃的、生机勃勃的方式，我才要让您到巴黎去演奏。”正当德·夏吕斯先生给他提出此类忠告的时候，莫雷尔却更是大惊失色，眼看领班将遭到冷落的玫瑰花和非香槟“汽酒”收了回去，不由惶然自问，这对“等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他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激动地对他说：“问问领班，他有没有‘好基督徒’。”“弄点‘好基督徒’？我不明白。”“您一清二楚，我们正在用水果，那是一种梨。放心好了，德·康布尔梅夫人府上有这种梨，因为埃斯加巴尼亚斯伯爵夫人曾有过，而她就是埃斯加巴尼亚斯伯爵夫人。蒂博迪埃先生派人把这梨送给她，她说：‘这就是好基督徒梨，美极了。’”“不，我不知道。”“我看，反正，您什么也不知道。难道您连莫里哀的戏都没读过……那就算了，既然您不该懂得指挥，其余的更甭说了，那就干脆要一个梨子吧，就近摘的，叫阿弗朗施的路易丝女仆②”“啊……什么？”“等等，您也太笨了，我只好亲自要别的，我更爱吃的。领班，您有科密的长老③吗？夏丽，您该读过埃米尔·德·谢尔蒙—托内尔等的有关这种梨动人的一页吧。”“没有，先生，我没有。”“那您有若杜瓦涅的凯旋梨吧？”没有，先生。” “弗吉尼亚芭蕾？帕斯科尔玛？没有，算了，既然您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只好走了。‘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还未成熟；算了，夏丽，开路吧。” -------- ①大脑灰质即大脑皮层，约由14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是神经系统的高级中枢，是高级神经活动的物质基础。 ②一种水蜜晚梨。 ③一种甜酥梨。 不幸的是德·夏吕斯先生，此人难得通情达理，也许是因为他可能与莫雷尔有贞操关系，他打此时开始，就千方百计地对小提琴手曲意修好，弄得小提琴手自己都莫名其妙，其人天性疯疯癫癫，忘恩负义而且好斤斤计较，对德·夏吕斯先生奇怪的好意只报以冷酷和粗暴，而且愈演愈烈，这就使德·夏吕斯先生——想当初何等飞扬跋扈，而如今竟如此低三下四——每每陷入真正的失望之中。下面读者会看到，莫雷尔何以会，往往以比德·夏吕斯先生强千倍的德·夏吕斯先生自居，可就连鸡毛蒜皮芝麻小事，也不过是望文生义，从而完全曲解了男爵有关贵族阶级那套高傲的宏论。就说眼下吧，正当阿尔贝蒂娜在拉埃斯圣约翰教堂等我之际，如果说有一件事将其置于高贵身分之上（这原则上颇为高贵，尤其是来自乐于去寻找小姑娘的某个人——“无影也无 踪”①——与司机同往），那就是他的艺术名声，而且可想而知他是第几把提琴手了。无疑，他是很丑恶的，因为他满以为德·夏吕斯先生全归他所有，却装模作样加以否认，百般嘲弄他，其手法与我所领教的完全一样，我刚答应保守他父亲在我外叔祖家干什么行当的秘密，他立刻居高临下把我看矮了。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出师艺名莫雷尔，在他看来比家“姓”更高级。德·夏吕斯先生正做着柏拉图式的温柔梦，想给他冠以他家族的封号，莫雷尔却断然拒绝了。 -------- ①典出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的名诗《风灵》中的名句。 阿尔贝蒂娜觉得，还是留在拉埃斯圣约翰教堂作画更明智些，我乘机坐上汽车，在回来接她之前，我不仅可以去古维尔，去费代纳，而且可以去老圣马尔斯，直到克利克多。我故意装出不理睬她，而去关心其它的事情，故意装着另有新欢，不得不撂下她不管了，其实我心中只想着她一个人。常常是，我走得并不远，顶多不超过古维尔的一马平川，古维尔大平原与贡布雷上方展开的大平原有点类似，在梅塞格里斯方向，即使离阿尔贝蒂娜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却乐在其中，心想，虽说我的眼力不够，不能直接看到她的倩影，但这强盛而温柔的海风从我身边吹过，直向格特奥尔姆铺陈而下，畅通无阻，吹动着掩护拉埃斯圣约翰教堂的青枝绿叶，爱抚着我的女友的面庞，在这广袤无垠的迷藏之地上，就这样把她和我双双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风险，就好象两个孩子做游戏，一时间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谁也看不见谁，彼此似乎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心却紧紧连在一起。我沿路回程，一路可以看见大海，路上，若是在以往，树枝挡住了大海，我就索性闭上眼睛，好生想一想，我要去看的，不正是大地怨声载道的老海祖宗吗，她象在生物不存在的荒漠时期，继续她的亘古未息的汹涌澎湃。而今，这一条条道路，对我来说，不过是去找阿尔贝蒂娜的途径罢了；我认清了这些道路，原来如此这般，知道它们直奔什么所在，在什么地方可能拐弯抹角，此时，我记起来了，这几条路我曾走过，当时正思念着斯代马里亚小姐，而且还记起来了，就象现在去接阿尔贝蒂娜一样迫不及待，我走进巴黎街道就找到了斯代马里亚小姐，德·盖尔芒特夫人常在巴黎街头招摇过市；我看，这条条道路已变得单调乏味了，但赋予我性格特征所追随的轨迹以精神意义。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条条道路提醒我，我的命运只是追求幻影，我梦寐以求的生灵，很大一部分是我想象出来的现实；的确有些生灵——我从小就是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凡有固定价值的东西，别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什么财富呀，功绩呀，高官厚禄呀，都视为身外之物；他们所需要的，恰恰是幻影。他们为此耗尽了余生，不惜一切代价，想尽千方百计去与幻影见面。但幻影稍纵即逝；于是又追求另一个幻影，哪怕再回过头来重新追求第一个幻影也在所不惜。我追求阿尔贝蒂娜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年看见她是在海边。其他的女人，老实说，是我初恋的阿尔贝蒂娜与此时此刻我形影不离的阿尔贝蒂娜之间的插曲而已；所谓其他的女人，特别是指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但是，有人要说，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在希尔贝特身上打主意，替德·盖尔芒特夫人吃尽苦头，如果说成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朋友，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再想她，但难道只想阿尔贝蒂娜吗？斯万，在他临死之前，也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他曾是幻影的热心追求者。幻影形形色色，有被人追求的，有被人遗忘的，有被人重新寻觅的，也有时只求一晤的，目的在于接触一种不现实的生活，这种虚无缥缈的生活一纵即逝，巴尔贝克的条条道路到处有幻影神出鬼没。一想到沿路的树木，梨树呀，苹果树呀，柽柳树呀，在我死后它们仍然生机盎然，我似乎从它们的身上得到了教益，把精力扑到工作上吧，乘长眠安息的时刻尚未敲响的时候。 我在格特奥尔姆下车，沿着又陡又硬的洼路跑去，通过一道独木桥越过了小溪流，终于见到了阿尔贝蒂娜，她正在教堂前作画，教堂钟塔林立，象一朵带刺的盛开的红玫瑰。教堂大门上的三角楣匠心独远，浑然一体；石面浮雕赏心悦目，对称而出的天使栩栩如生，面对我们这一对二十世纪的青年男女，照例手秉大蜡烛，举行十三世纪的宗教庆典。阿尔贝蒂娜摊开画布，苦心临摹的正是这些天使们的形象，她仿效埃尔斯蒂尔的画法，大笔重彩，努力把握崇高的神韵，大师曾对她说过，这崇高的神韵使他妙笔生花，得以创造出这一对对标新立异的天使，与他所见到的任何天使迥然不同。她收拾好画具。我们俩互相依偎着，重新上了洼路，留下小教堂，让它得到安宁，就象没看见我们俩那样，让它倾听小溪永不停息的潺潺流水声。顿时，小汽车飞奔起来，不回原路，却改道送我们回家。我们从马古维尔—奥格约兹面前驶过。夕阳照在半新半旧的教堂之上，铺撒上一层经世不衰的美丽色泽。若想看清大浮雕的真面目，似乎非透过这层流动着的珠光玉液不可；圣母，圣伊丽莎白，圣若阿香，仍然在不可捉摸的急流漩涡中漂游，然而却滴水不沾，或浮游在水面上，或沐浴在阳光下。一座座现代塑像屹立在一根根大柱上面，从热浪滚滚的尘嚣中抛头露面，与夕阳的金帆齐腰。教堂前一棵大柏树活象祝圣场里的圣物。我们下车看了片刻，踱了几步。阿尔贝蒂娜对意大利草帽和绸巾（草帽和绸巾并没有给她带来丝毫舒服的感觉），如有手脚连身的感觉，绕着教堂走时，从中得到了另一种冲动，表现出懒洋洋的满足，在我们眼里，这神态优雅动人；绸巾和草帽不过是我们女友外在的新花样罢了，可我却觉得可亲可爱，我用目光追逐着草帽和绸巾在暮色苍茫中映在翠柏上的倩影。她本人是不可能自我欣赏的，但却意识到自己楚楚动人，因为她朝我笑了笑，弄了弄头姿，整了等头饰：“我不喜欢它，它修复过了，”她手指着教堂对我说，顿时想起了埃尔斯蒂尔论及古石雕美之珍贵和不可摹仿的言论。阿尔贝蒂娜一眼就看出是否修复过。真叫人不可思议，她对音乐的无知达到可悲可叹的地步，而对建筑艺术的鉴赏则胸有成竹。别说埃尔斯蒂尔，就连我也不喜欢这座教堂，教堂正面抹染夕晖展现在我的眼前，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下来看看纯粹是为了讨好阿尔贝蒂娜。不过，我觉得，印象派大画师未免自相矛盾；为何对客观的建筑如此推崇备至，却对夕照中教堂的变容漠不关心？“不错，”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不喜欢它；可我喜欢它的名字奥格约兹，又娇又傲。不过，倒是应当请教一下布里肖，为何管圣马尔斯叫‘衣冠’。圣马尔斯。我们下次去吧，好不好？”她用黑眼睛望着我说，草帽压在眉眼之上，就象过去戴马球帽那样。她的面纱飘拂着。我同她一起上了汽车，真高兴明天能同她一起去圣马尔斯，冒着这炎炎盛暑，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一心只想泡在水里，只见教堂的两个古老钟塔，活象两条玫瑰色的鲑鱼，身披菱形瓦片，稍许向内弓曲，活灵活现，犹如披满鳞片的老尖鱼，身上长满了苔藓，红橙橙一片，双鱼看样子一动不动，却在清澈透明的碧水中浮现出来。离开马古维尔，为操近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路口有一家田庄。阿尔贝蒂娜几次叫停车，请我独自一人去弄点苹果白酒或苹果甜酒来，拿回车来让她喝，人家肯定说不是汽酒，于是我们喝了个痛快淋漓。我们彼此紧紧依偎着。阿尔贝蒂娜关在汽车里，村民们轻易看不清她，我退了酒瓶；我们重新上路，似乎要继续我们这种成双成对的生活，他们可以想象，我们正过着恋人的生活，中途停车喝酒，不过是无足挂齿的一会儿功夫；倘若他们后来发现，阿尔贝蒂娜竟喝掉了她那一大瓶苹果甜酒，猜测也许就更走了模样；她那阵子好象确实忍受不了她与我之间保持着的距离，这种距离若在平时并不使她感到难受；她穿着布短裙，裸露的双腿紧紧地靠着我的双腿，她把她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只觉得她的两颊一阵子苍白，一阵子发热，泛着红晕，兼有某种热烘烘到软绵绵的味道，就象近郊的姑娘们常有的那种表情。每到这种时刻，她的个性往往突变，嗓音立刻失去常态，发哑发嗲，言辞放肆，近乎放荡起来。夜幕降临。多么痛快，只感到她依偎在我的怀里披着她的绸巾，戴着她的草帽，不由使我联想到，一路上遇见的对对情侣，不正是这样相亲相爱，肩并着肩形影不离吗！我对阿尔贝蒂娜也许有了爱慕之情，但又不敢让她有所觉察，我不露神色，即使我心里产生了这种爱，也不过是一种无价值的真实，可以在实际行动中严加控制；我总觉得，这种爱是无法实现的。它被排斥在生活场景之外。可我的嫉妒心老在作怪，它促使我对阿尔贝蒂娜寸步不离，尽管我知道，根治我的妒病的唯一妙方，就是与她一刀两断，各奔东西。我甚至可以在她身边加以验证，但我得设法不让那种在我心头唤醒妒火的情景重新出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到里夫贝尔吃午饭。形如长廊的茶馆饭厅，玻璃大门敞开着，门外是一片接一片阳光镀金的草地，光彩夺目的大饭厅似乎与草地融为一体了。男招待长着玫瑰脸，梳了个火焰头，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中跑堂，但动作却没有往常快捷，因为他已不再是普通的伙计，而是跑堂的领班；但由于他活动符合自然，时而走远，在餐厅里，时而走近，但在室外，为那些偏爱在园中就餐的顾客服务，人们看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又到那儿，象一个跑动着的英俊天神的连环塑像，一串立在饭厅里面，只见楼内灯火通明，楼外绿草如茵，草地呼应着楼厅，另一串罗列于绿树荫下，沐浴着野外生活风光。他在我们身边应酬了一阵子。阿尔贝蒂娜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我对她说的话。只见她瞪大眼睛看着跑堂小伙子。有好几分钟，我顿感所爱之人近在咫尺却求之不得。只见他们眉来眼去，神秘莫测，当着我的面似乎有口难言，很可能是昔日约会隐私的继续，可我却被蒙在鼓里，也可能是他曾经给她暗送过的秋波的余波——这么说我已经成了碍事的第三者了，对第三者人们总是藏藏掖掖的。甚至当老板大声叫唤他，他应声离去后，虽然阿尔贝蒂娜仍在继续埋头吃饭，但看她那副样子，象是把饭店和花园只看作是那位跑堂的黑发上帝，在五光十色的背景下，里里外外现形的光明圣道。一时间，我寻思自问，她会不会跟他而去，把我一个人留下空守着饭桌。但没过几天，我就把这苦不堪言的印象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决计再也不重登里夫贝尔，而且，虽然阿尔贝蒂娜让我放心，说她上次是第一次去里夫贝尔，但我还是让她许了诺，保证也决不再去里夫贝尔。我也否认了快腿跑堂的小伙子唯她是看，目的是让她不要以为，我陪伴她反剥夺了她的一次欢情。可我偶尔还是去了里夫贝尔，不过就我独自一人，酕醄痛饮，就象上次那样干。正当我喝干最后一瓶酒时，我看了看画在白墙上的蔷薇花饰，我把满心欢喜移向花饰。世界上唯有她为我而存在；我轮番用不可捉摸的目光去追逐她，抚摸她，失去她，我对前程麻木不仁，一心只关心我的蔷薇花饰，她象一只蝴蝶，围绕着另一只停落的蝴蝶翩翩起舞，准备与他在尽欢极乐的行动中了此终生。时刻可能选择得特别的凑巧，正好是要与一个女人绝交的时候，对这样一位女人，虽然我近来为她受尽痛苦的折磨，但绝不会因此求她给我一剂清凉油来慰藉我的痛楚，她们造成了别人的痛苦，却掌握着镇痛剂。这样出来蹓一蹓，使我的心平静下来，散散步，虽然我当时只不过把这当作是对第二天的期待，而第二天本身，虽然它激起我向往明天的欲望，但与第一天该不会有什么两样吧，即便是散散步，自有一番滋味，我举手投足的地方，阿尔贝蒂娜曾直奔这里，而我现在却没同她在一起，既没在她姨妈家，也没在她的女友们的家里。这般滋味，虽然并非出自内心的喜悦，而是因为烦恼的减轻，但却很强烈。因为事隔几天之后，每当我回味起我们喝苹果酒的那个农庄，抑或只想想我们在衣冠圣马尔斯前踱过的几步，记得阿尔贝蒂娜戴着无边女帽在我身边走着，她就在我的身边，这种感情顿时给整修一新的教堂那无动于衷的形象平添多少贞洁，以致阳光照耀的教堂门面也就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站稳了脚跟，犹如有人在我们的心口上敷上一大帖镇痛药剂。我把阿尔贝蒂娜送到巴维尔，不过是要傍晚去找她，伸开手脚躺在她的身边，在夜幕的笼罩之下，在沙滩之上。当然，我并不是每天都看见她，但我可以告慰自己：“假如她谈到她的时间安排，还是我占据最多的位置”；我们一起接连度过了很长的时刻，弄得我日日夜夜如醉如痴，心里甜滋滋的，以至于，我把她送到巴维尔，她跳下汽车一小时之后，我在车上再也不感到孤独，仿佛她下车之前，就在车上留下几朵鲜花。我也许可以不用每天见到她；我会高高兴兴离开她，我感到，这种幸福的慰藉效果可以延续好几天。但是，当她与我告别之时，我听她对她姨妈或她的一位女友这么说：“那么，明天八点三十分见。不准迟到，他们八点十五分就准备好了。”我所爱的一个女人，她的谈话象一片隐瞒着凶流恶水的土地；人们随时都能感觉到，话里话外有一层无形的暗流存在叫人冷透了心；人们到处可以发现暗流无耻的渗水，但暗流本身则深藏不露。一听到阿尔贝蒂娜那句话，我内心的平静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我想要求她第二天早上与她见面，目的在于阻止她去赴这神秘的八点三十分约会，他们竟当着我的面谈及这次约会而且用的全是暗语。头几次，她无疑得听从我，只是恋恋不舍地放弃了她原来的计划；尔后，她兴许发现，我是存心要打乱她的计划；于是人家事事都瞒着我，我成了聋子瞎子了。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我被排斥在外的这些盛会没什么了不起，大概是怕我觉得某某女客浅薄庸俗或令人讨厌，才不邀请我参加。不幸的是，这样的生活已经紧紧地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它不仅仅对我个人发生作用了；它给了我冷静；可对我母亲却造成了不安；母亲承认了她内心的不安，一下子又反过来摧垮了我内心的平静。我回家时高高兴兴，痛下决心随时结束眼下这段生活，我自以为了结这种生活全看我自己的意愿，没料到母亲听到我叫人让司机去找阿尔贝蒂娜，便对我说：“你花多少钱！（弗朗索瓦丝语言简明生动，说得更为有力：“花钱如流水。”）千万不要象查理·德塞维尼，”妈妈接着说，“他母亲曾说：‘他的手是只坩埚，银一到手就化了。’再说，我觉得，你同阿尔贝蒂娜出去也够多的了。我肯定告诉你，这已经过分了，即使对她来说，这也似乎是可笑的。这样能给你排解忧愁，我是很高兴的，我不要求你不再去见她，但到头来你们人见心不见不是不可能的。”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毫无大欢大乐——至少是感觉到的大欢大乐——可言，我本指望选择一个心平气和的时刻，总有一天加以改变，未曾想听妈妈这么一说，这种生活顿时对我来说反又变得不可或缺的了，因为这种生活受到了威胁。我告诉我母亲，她的话反倒把她在话中要求我作出的决定推迟了两个月，若不是她的这番话，这个决定周末之前也许就见眉目了。妈妈笑了起来（为的是不让我伤心），笑自己的劝告立竿见影产生了效果，并答应我不旧话重提，免得我又节外生枝。但自从我外祖母死后，妈妈每次禁不住发笑的时候，每每才笑辄止，最后竟痛苦地几乎咽泣起来，也许是因为自责暂忘而内疚，也许是因为即忘即忆，再次激发心病的大发作。她一回想起我们的外祖母，犹如固定的观念在我母亲心头扎根，总是给我母亲造成了一块心病，我感到，这次旧病未除，反增添了新的心病，这块心病与我有关，与母亲为我与阿尔贝蒂娜亲密关系的后果担忧有关；但她又不敢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横设障碍，因为我刚才已跟她摊了牌。但她似乎并不相信我不会受骗上当。她想起来了，多少年里，我外祖母和她没有跟我谈起我的工作，也没有谈起一条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生活规则，我常说，她们的一味的劝导，弄得我六神无主，妨碍我独自开始工作，而且，尽管她们默许了，我也没有把那一条生活规则坚持下去。 晚饭后，汽车把阿尔贝蒂娜带了回来；天还有点亮；空气也不那么热了，但是，度过了热辣辣的一天，我们俩都渴望未曾见识过的风凉；只见一弯新月捷足先登在我们激动的眼帘（我常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那天晚上，还有阿尔贝蒂娜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月亮也是这个样子），象又轻又薄的果皮，后来，又象一瓣四分之一瓣的新鲜水果，似乎有一把无形的刀开始在天穹中为它削皮。还有几次也是这样，是我去找我的女友，稍晚一点就是了；这样一来她就得在梅恩维尔市场拱廊前等我。最初，我认不出她来；我实在乱了方寸，她大概不会来了，她很可能理会错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了她，她穿着束腰蓝点白衫裙，只见她轻盈地一跳，登上了汽车，坐在我的身边，那轻捷的一蹦，与其说是象个小姑娘，不如说象一只小动物。她一上车，就没完没了地亲抚我，简直象只小母狗。当夜幕全面降落，当夜空缀满了星斗，正如饭店经理对我说的那样，倘若我们不带一瓶香槟到林中去散步，我们便伸开手脚躺在沙丘下面，大可不必担心微弱光线下的大堤上还有人在散步闲逛，他们在黑魆魆的沙滩上什么也看不清楚，虽然离自己不过两步远；我看见姑娘们第一次在水天苍茫的背景前走过，婀娜的体态洋溢着女性的风韵，大海的柔情，健美的丰姿，我抓住同样的玉体，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我们身上覆盖着同一顶夜帐，紧挨着海边，大海风平浪静，被一道颤抖的光线分成两半；我们不知疲倦地静聆大海的吟唱，同欢共乐，大海顿时屏声静气，久久停止了呼吸，简直象退潮煞住了奔涌；忽而，盼等着的海潮终于姗姗来迟了，就在我们的脚下窃窃私语。我最后把阿尔贝蒂娜带回到巴维尔。到了她家门前，我们不得不中断亲吻，生怕被人看见；她没有睡意，于是又随我一起回到巴尔贝克，我又从巴尔贝克最后一次把她送回巴维尔；早期出租汽车的司机睡觉是不看钟点的。实际上，我回到巴尔贝克，正是晨露初湿的时候，这一回，虽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的女友似在我的身边，一个接一个的长吻象取之不竭的源泉把我灌醉了。桌上，有我的一封电报，要不然就是明信片。又是阿尔贝蒂娜的！那是当我离开她坐小车回来时，她在格特奥尔姆写的，告诉我她在想我。我一边读着一边上床。此时，我发现条绒窗帘上头天已经大亮了，我自言自语，我们搂抱着过了一夜仍然相亲相爱。第二天早上，当我在大堤上看到阿尔贝蒂娜时，心里直打鼓，生怕她回答我这一天没空，不能接受我的邀请一起出去散步，这个邀请，我欲言又止，一拖再拖，久久不敢启齿。我尤为不安的是，她神情冷淡，心事忡忡；她的一些熟人走了过来；无疑，她已经安排好下午的活动计划，而我却被排斥在外。我看着她，看着阿尔贝蒂娜这优美的体态，这玫瑰花般的容貌，她当看我的面，推出了她内心的企图之谜，不知将作出何种决定，我下午是福是祸，就由它定夺了。一个年轻姑娘，她的整个心灵状态，她的整个生存前景，采取具有讽喻意义的致命形式在我面前和盘托出亮了相。当我最后下了决心，当我极力不动声色地问她：“我们马上一起去散步，直到晚上，好吗？”当她回答说：“很愿意，”我绯红的脸顿时风停云散，久久不得安宁的心绪一下子美滋滋地平静了下来，还了我本来的更为甜丝丝的面目，惬意，沉静，在暴风雨过后人们往往会有这种表现。我喃喃自语：“她真好，多可爱的人儿！”沉浸在激情之中，虽不如醉酒的迷痴，但毕竟比友谊更深沉，而上流社会的激情只好望尘莫及了。只有当维尔迪兰家请晚宴和阿尔贝蒂娜没空同我一块出去的日子里，我们才辞去小汽车，我可以利用这些时日，通知那些想见我的人，说我还在巴尔贝克。我允许圣卢在这些日子来这里，但仅这些日子而已。因为一旦他不期而至，我宁可不见阿尔贝蒂娜，也不愿冒风险让他与她见面，不愿让最近以来我保持的愉快平静的心态受到损害，不愿我的嫉妒心故态复萌。只有圣卢一走我才会放下心来。他也感到遗憾，强制着自己，没有我的召唤，绝不来巴尔贝克。想当初，德·盖尔芒特夫人同他一起度过的时刻，我是多么羡慕，我往拄不惜代价要看到他！人人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我们关系的位置。人们在不知不觉地然而也是永恒不休地前进着，可我们常常看他们一成不变，观察的时间太短了，以致带动他们前进的运动难以被发觉。但是，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记忆里，选择他们的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是他们在不同的然而是比较接近的时刻留下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至少变化不明显，但这两个形象的差异却可以衡量出他们对我们冷热亲疏关系的位移。他对我谈到维尔迪兰一家时令我惶惶不安，唯恐他对我提出请求，也要在维尔迪兰家作客，这一点就足以把我同阿尔贝蒂娜一起在那儿尝到的全部欢乐搅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妒忌，我总感到妒火在不断燃烧。不过，谢天谢地，罗贝明确告诉我，与我的担心恰恰相反，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去结识他们。“不，”他对我说道，“我觉得这种教权主义的圈子讨厌极了。”开始，我不理解修饰维尔迪兰家的形容词“教权主义的”是什么意思，但圣卢句末画龙点睛，令我茅塞顿开，遣词造句奇特，是聪明才子惯用的手法，每每叫人惊诧莫名。 “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对我说，“大家拉帮结伙，抱成一团。你不要对我说那不是一个小宗派；对圈子里的人甜如蜜，对圈子外的人则冷若冰霜。问题不在于象哈姆雷特，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而在于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派里的人。你是小圈子的人，我舅舅夏吕斯也是小圈子里的人。你要怎么样？我呀，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一套，这不是我的过错。” 当然，我把强加给圣卢的未经我的招呼不许来见我的清规戒律，索性推而广之，在拉斯普利埃，在费代纳，在蒙舒凡以及其它地方，不论是什么人，凡我与之逐渐有所交往的人，我都严明我这条清规戒律；但当我从饭店楼上看见三点钟通过的火车拖着滚滚的烟雾，在巴维尔的深崖峡谷里，留下痴滞的云缕。在郁郁苍苍的半山坡上久久流连忘返，我便毫不迟疑，欢迎即将来同我一起品尝点心的客人，客人此时仍对我捉着迷藏，仙游于这片缥缈的云带里。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客人，是事先得到我的应允才来的，而差不多每次都不是萨尼埃特，我每每后悔不迭。然而，萨尼埃特是存心惹人不愉快的（如果不是来讲故事而是来作客那就更令人扫兴了），虽则他比许许多多其他人更有文化，更聪明，为人也更好，但同他在一起，似乎非但毫无欢乐可言，而且，除了消沉之外，什么也得不着，弄得您一个下午都感到败兴。也许，如果萨尼埃特坦率承认，他担心给人造成苦恼，人们也就大可不必害怕他的来访了。烦恼，在人们堪忍的种种毛病里，不过是最不严重的一种毛病，他的烦恼兴许只存在于别人的想象之中，或许是受到别人的启示方才受到感染，这种启示能对他的朴实发生影响。但他极力不让人看出无人理他，以致不敢自举自荐。诚然，他不象有些人那样应酬自有道理，那些人在公共场合，总爱逢人就行举帽礼，要是他们久违了您，突然在一家门厅里发现您同他们不认识的显贵们在一起，他们便会冷不防向您抛一声响亮的问好，却又连忙道歉不迭，千万别对他们的高兴和激动见怪，久别重逢，发现您欣然续旧，气色甚佳，难免喜出望外，等等。然而，萨尼埃特却相反，他太缺乏胆量。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或者在窄轨火车里，要是他不怕打扰我，他本来可以对我说，他很愿意来巴尔贝克看我。这样的提议不会吓坏我的。可他偏不这么说，他什么也不主动对我提出，可是，却愁着眉苦着脸，目光坚不可摧，与烧在瓷器中的釉彩无异，不过，在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急于见您的迫切愿望——除非他找到一位更有意思的人——可又掺和着不让人发现自己有迫切见人的愿望的意志，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晓得这些天您干些什么吗？因为我可能要去巴尔贝克一带。不过，不，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随便问问您。”这种神色骗不了人，而那些反话的符号，我们可以反其意而用之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其实一目了然，人们不由寻思，怎么还会有这种人说类似下面的话：“我到处受到邀请，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没有受到邀请的事实。而且，更有甚者，这无所谓的神色，可能由于在其混杂的成分里掺合进口是心非的意志，给您招惹来的难受，就远非害怕烦恼或直截了当的想见您的愿望所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那难受，那厌恶，属于普通社会礼貌关系的范畴，相当于在爱情方面，一位恋人向一个不爱他的女士提出了一个伪装的建议，说什么第二天去看她，却又马上改口，说什么他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甚至不一定坚持刚才的建议，却保持着假冷淡的态度。顿时，有一种我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萨尼埃特其人处流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回答他道：“不，可惜，这个星期，我改日向您解释……”于是我便让别人来此地，他们虽然远不如他的身价高，但也没有他那忧心忡忡的目光，也没有他那苦涩百结的嘴巴，他心里倒想走东家串西家，但每次登门拜访人家，总是哑着嘴不说话。糟糕的是，萨尼埃特在小火车上很少不遇见来看我的客人，而客人在维尔迪兰家又很少不对我说：“别忘了，星期四我要去看您，”也恰好是那一天，我告诉萨尼埃特我没有空。因此，他最终把生活想象成为充满了背着他故意策划的玩笑，即使不是故意与他作对的话。另一方面，人们岂能始终一成不变，过分谨小慎微便会变为病态的冒冒失失。那次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未经我的允许不速而至来看我，正好有一封信，我不知道是谁寄的，撂在桌子上。过一会儿，我发现他听我说话时心不在焉。那封信，他全然不知道来历，竟使他着了迷，我老觉得他那一双象上了釉似的眼珠子就要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投向那封什么信上，眼看着那封信正被他的好奇心磁化着。犹如一只老鹰见蛇就扑过去。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便先给信换了个位置，好象帮我整理房间似的。他觉得这样仍不过瘾，于是拿起信，翻过来，掉过去，好象机械手的动作。他冒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一旦拴在您身上，他就走不了了。因为那一天我很难受，我请他乘下班火车，再过半小时就动身。他不怀疑我身体难受，但却回答我说：“我要待一小时一刻钟，过后我就动身。”此后，我感到内疚，因为每次我都可以叫他来作客，但却没有这样做。谁晓得呢？也许，即使我消除了他的厄运，别人也会邀请他，他也会立即改换门庭弃我而去，使我的邀请达到双份好处，一则给他以欢乐，二则我也摆脱了他的纠缠。 我接待客人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然不等人来访了，小车又来接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当我们回店时，埃梅站在饭店的第一道台阶上，抑制不住眼红、眼热而且眼馋起来，看着我给司机多少小费。纵然我紧紧地握住手，也没能掩盖住严封在手心里的硬币或纸币，埃梅的眼力掰开了我的手掌。转眼间，他转过头去，因为他为人谨慎，有教养，甚至知足于小恩小惠。不过，钱落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会激起他内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引出他满口垂涎。就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神情，简直象一个在读儒尔·凡尔纳的小说的孩子，全神贯注，入了迷着了魔，抑或象一位晚宴上的食客，就在一家饭店里，坐在离您不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为您切野鸡肉，可他却没有能力或愿意也要一份，于是便暂时把他严肃的思想抛开，目光死死盯住那只野禽，这样贪婪的目光，只有爱情和妒意使之微笑。 就这样，一天天接连坐车外出兜风。不过，有一次，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司机对我说：“那位先生来过了，他留下一个口信让我转告您。”司机对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发颤，冲着我咳嗽，溅了我一脸唾沫星子。“我伤风厉害！”他接着说，好象我自己看不出来似的。“大夫说我是百日咳，”说着，他又冲着我咳嗽啐唾沫。“您别说话累了身子，”我态度和善地对他说，这种神态是装出来的。我害怕染上百日咳，万一得了这种病，再加上我容易气闷，那可要我的命了。但他反炫耀起来，象一位不愿意戴病号帽子的强者，嘴仍不停地说着，唾啐着。“没事，没关系，”他说（对您可能没关系，我想，但对我可有关系）。“再说我马上就要进巴黎了”（好极了，但愿他走之前别把百日咳传染给我）。“听说，”他又接上茬，“巴黎漂亮极了，比这里，比蒙特卡洛都漂亮得多，尽管有一些跑堂的，甚至顾客，还有领班，他们都去蒙特卡洛度假，他们常对我说，巴黎比不上蒙特卡洛漂亮。他们可能弄错了，可是，作为领班，他不应该是一个笨蛋；要掌握所有的定单，保证客饭供应，得有头脑才行！人家告诉我，这比写戏写书还厉害呢。”眼看着就要到我住的那层楼了，可司机又把我降到底层，因为他觉得按钮不灵，可转眼他又弄好了。我对他说，我宁可爬楼梯上去，其实就是不好说出口，我不想得百日咳。但司机在一阵传染性的然而又是友好的咳嗽中，一把重新将我推进电梯。“再也不会出毛病了，现在，我弄好了按钮。”看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急于想知道来访客人的姓名和他留下的话，在他比较巴尔贝克、巴黎和蒙特卡洛究竟谁美的当儿，我对他说（好象一个唱邦雅曼·戈达的男高音歌唱家使您听腻烦了，您就对他说：还是给我唱一段德彪西吧）：“到底谁来看我了？”“就是昨天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我去取一下他的名片，就在我的门房里。”因为，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去找阿尔贝蒂娜之前，曾把罗贝·德·圣卢送到东锡埃尔车站，我以为电梯司机讲的是圣卢，但实际上是汽车司机。由于他用了这样的字眼来指司机：“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他就同时告诉了我，一个工人同样也是先生，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是先生。上了一堂词汇课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从来不分等级。若说我听到有人把一个汽车司机称着先生感到奇怪，就象获得封号才八天的X伯爵听到我对他说：“公爵夫人好象累了”，使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的到底是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还缺乏尊称的习惯；我从来不区分工人、资产者和贵族，我兴许会毫不在乎地把他们彼此都当作朋友看待。我对工人有一种偏爱，其次是贵族，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知道，人们可以要求贵族对工人要有礼貌，比从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还多，或者说，贵族不象资产者那样鄙视工人，抑或因为贵族对谁都愿意彬彬有礼，犹如美丽的女人欣然施笑，因为她们知道一笑讨千欢。我把老百姓与上流社会人士平等看待的态度虽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但我还不能说，反过来会总让我母亲完全满意。并不是说她在人道上把人作若干区分，只要弗朗索瓦丝心情不快或身有病痛，总会受到妈妈的安慰和照料，论情意论信赖不亚于对她最好的朋友。但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很难不社会性地接受等级的存在。贡布雷家族的人徒然有胆有识，欢迎人类平等最漂亮的理论，当一个家奴争取解放时，他公然开口用“您”相称，而且，不知不觉地，跟我说话再不用第三人称了，我母亲对这种私自改变尊称的行为极为不满，与圣西门在《回忆录》里的描写无异，每次，当一位老爷，他本无这等权利，却抓住个一借口，在一份经过公证的文件上取得了“殿下”的尊称时，或者他抓住一个借口，可以不还给公爵所欠或拖避的租债并逐渐据为己有时，这种不满便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贡布雷精神”，需要几个世纪的善良（我母亲的善良是无限的）和平等理论的宣传，才能使之解体。我不敢说，在我母亲的头脑里，某些“贡布雷精神”是可以冰消雪化的。他怎么也伸不出手让家奴一吻，却心甘情愿给他十个法郎（何况，十个法郎更令家奴高兴）。在她看来，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主人就是主人，而仆人则只配在厨房里吃饭的人。当她发现一位汽车司机竟同我一起在饭厅里吃晚餐，她就不太满意了，于是对我说：“我觉得，交朋友哪个不比司机好，”犹如，若是关系到婚姻大事，她就会说：“门当户对的对象你会觉得更好。”司机（幸亏我从没想到邀请他）是来告诉我，派他来巴尔贝克赶旅游季节的汽车公司，让他第二天赶回巴黎去。这一理由，尤其因为司机长得富有魅力，说话干脆明了，似乎讲的都是福音书里的话，因而我们也就信以为真了。但这理由只对了一半。事实上，他在巴尔贝克已无事可干了，不管怎样，公司对依靠圣轮的年轻的福音主义者的诚实半信半疑，希望他尽快回巴黎去。的确，如果说年轻的使徒在向德·夏吕斯先生算车公里数时奇迹般地完成了乘法，那么反过来，一旦跟公司交帐时，则把他收的钱除去6报上去，据此得出结论，公司合计，要么没人再到巴尔贝克游览，旅游季节的确已过，要么就是有人占公司的便宜，不管哪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召回巴黎，其实在巴黎，也没什么大事可干。司机的意图则是，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开淡季。我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要是知道此事可以避免许多烦恼）——他与莫雷尔过从甚密（但在别人面前他们始终装出不相识的样子）。从他被叫回去那天起，还不知道他竟有办法不走，我们不得不将就租了一辆车子出去逛逛，或者有时候，为了让阿尔贝蒂娜散散心，而且，因为她喜欢骑马，我们便租几匹鞍马骑骑。车子破旧不堪。“什么破车！”阿尔贝蒂娜怨声载道。我倒是每每想独自一个人呆在车里。我虽然不愿给自己规定好死期，但我希望了结此生，我怨此生不了了之，不但使我失去了工作，更使我失去了欢乐。不过，也有时候，左右我的习惯突然被废除了，最经常发生在当充满欢乐生活欲望的某个过去的我暂时取代现在的我的时候。我尤显得喜欢游山玩水，有一天，我把阿尔贝蒂娜留在她姨妈家里，我则骑马去看望维尔迪兰一家，我走的是林中野路，因为维尔迪兰夫妇在我面前把这一路风光吹得天花乱坠。野路沿着悬崖峭壁蜿蜒而上，尔后，两边茂林迭翠，林险路窄，直陷深峡野谷。不一会儿，我被光秃秃的怪石所包围，透过嶙峋石林的空隙可见大海，怪石和大海一起在我眼前浮动，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残山剩水：我认出了埃尔斯蒂尔为两幅妙不可言的水彩画取景的原始山水风光，一幅名为《诗人遇缪斯》，另一幅为《少年遇马人》，我在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里看过这两幅画。回忆画中的景象，眼前景物油然生情浑然入画，我是如此超尘脱俗，以至于，倘若我象埃尔斯蒂尔所画的史前时代的少年那样，在我云游之际，遇见了一位神话人物，那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突然，我的马仰头惊立，它听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声响，我好不容易才勒住惊马，差点儿没被摔到地上，我抬眼向声响传来处看去，不禁热泪盈眶，发现在我头上五十米左右，在阳光照耀之下，在两只闪闪生辉的钢铁翅膀之间，载负着一个生灵，其容貌虽模糊不清，可我觉得颇象一个人的面孔。我激动不已，犹如一个希腊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半神半人的神人。我禁不住哭了，我一旦看清楚了，那奇妙的声响就来自我的头上——当时飞机还是极罕见的——心想，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飞机了，叫我怎么不热泪沾襟。此时此刻，就象那时候，耳际传来了一张报纸上读到的一句动人的话，我见飞机泪始流。然而，飞行员似乎在自己的航道上流连忘返；我觉得，在他的面前——也在我面前，倘若习惯尚未将我俘虏——展现开一条条通天之路和人生之路；他愈飞愈远，在海面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断然下了决心，似乎让天外的某种吸引力所打动，摆脱地心引力，如同重返家园，只见金翅膀轻轻一动，便扶摇直插远天。 回过头来再讲汽车司机，他不仅要求莫雷尔让维尔迪兰夫妇改用汽车，换下他们那辆敞逢大马车（鉴于维尔迪兰夫妇对其圈子里的老常客一向慷慨大方，这事比较容易办到），但是，比较不好办的事，是得由他，即汽车司机，取代他们的驾车大把式，即那位多情善感、思想灰暗的年轻人。这事在几天之内就以如下的方式解决了。莫雷尔先让人陆续偷走马车夫套马车用的全套必备的马具。一天，他找不到马嚼子；又一天，找不着只衔索。再过几天，他的坐垫不翼而飞，马鞭不明下落，盖布，掸衣鞭，马蹄铁，麂皮接二连三不见踪影。但他总有办法东拼西凑；只是常常迟到，弄得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十分恼火，使他陷进了苦闷和悲观的境地。司机迫不及待要打进去，对莫雷尔扬言他就要回巴黎去。一不做二不休。莫雷尔振振有词，说服维尔迪兰先生的众仆从，说年轻的马车夫曾扬言，要让他们一个个落入一个圈套，他自以为了不起，他一个人可以制服他们六个人，莫雷尔唆使他们不能对他善罢甘休。可他自己呢，他可不能介入，只是先向他们报个信，好让他们先下手。他们算计好了，待维尔迪兰先生偕夫人陪他们的朋友们出去散步时，奴仆们就冲向马厩那里向年轻人猛扑过去。我后面还要谈到——尽管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但由于我后来才对那些人物很感兴趣——那一天，有一个维尔迪兰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度假，在他告辞之前，大家想让他出去逛逛，因为他当晚就要动身。 当大家出去散步时，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正好那一天，莫雷尔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而且本该在树丛中演奏小提琴，可半路上却对我说：“喂，我胳膊疼，我不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劳驾您请夫人将她的仆人带一个来，比如说霍斯勒，要他来给我提乐器。”“我认为叫另外一个更合适，”我回答道。 “吃饭要用霍斯勒。”莫雷尔脸上怒形于色。“算了吧，我不愿把我的小提琴交给任何人。”我后来才明白个中缘故。霍斯勒是年轻车夫心爱的兄长，要是他留在家里，岂不会助小弟一臂之力。在散步途中，莫雷尔低声对我说话，生怕大霍斯勒听见：“这是个棒小子，”莫雷尔说。“而且，他弟弟也是好样的。要是他没有那要命的酒瘾就好了。”“什么，喝酒？”维尔迪兰夫人问道，未曾想自己竟有一个好喝酒的车夫，脸色顿时气得煞白。“您没看见罢了我，心里老嘀咕，他给你们驾车，竟没出过事故，真是一个奇迹。”“难道他捎过别人？”“您只要看看他翻了多少回车就够了，他今天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明白他怎么没有呜呼哀哉，他把车辕都摔断了。”“怪不得我今天看不到他，”维尔迪兰夫人说，想到那场大祸可能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禁不寒而栗，“您让我好伤心。”她想草草收场回家转，可莫雷尔却挑了一首巴赫的曲子，变着花样拉个没完。她一回到家里，连忙赶到车库，发现车辕是新的，霍斯勒也头破血流。她不问青红皂白，当即告诉他，她不再需要马车夫了，给了他点钱，然而车夫自己却不想指控他那些可恶的同行伙计，他认定正是自己的伙计们接二连三地偷了他的一应车马具，而且自己也知道，要是忍气吞声，只能被当作死鬼看待，于是他只求一走了之，这样才得以相安无事。汽车司机第二天便登堂入室，没多久，维尔迪兰夫人（她只好另找一个）对他极为满意，她竟然将他当作绝对可靠的人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我。我不明底细，便在巴黎雇他打短，按日计薪；我实在太性急了，整个详情将全部写进阿尔贝蒂娜的故事里。此时我在拉斯普利埃，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朋友到那儿吃晚饭，而德·夏吕斯先生由莫雷尔陪同也在那里，莫雷尔冒充是一个“总管家”的儿子，那“总管家”挣固定年薪三万法郎，有一辆车子，好些小管家、园丁、财产代管人和佃农归他指挥。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我岂能让读者得出莫雷尔坏透了的印象。其实倒不如说他这人充满了矛盾，有些时日，还真有点儿可亲可爱呢。 听说马车夫被撵出了门，我自然不胜惊讶，尤令我惊愕不已的是，取代马车夫者正是那位开车带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到处游山玩水的司机。但他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编了一段故事，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听了以为他真的回到了巴黎，而且人家是从巴黎把他请来为维尔迪兰夫妇开车似的，我对此未曾闪过一秒钟的怀疑。解雇车夫是莫雷尔同我攀谈几句的原因，为的是向我表白，那个棒小子走了之后他有多么难过。况且，除了我独处以外的时间，除了他喜气洋洋连蹦带跳朝我扑过来的时候，莫雷尔在拉斯普利埃，眼看人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我，顿感自己却故意疏远了对自己无害的人，因为他曾对我过河拆桥，自断后路，剥夺了我对他露出保护神色的任何可能性（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想采取这种神态），于是他便不再与我保持距离了。我则把莫雷尔态度的变化归结到德·夏吕斯先生的影响上，的确，在他的影响下，在某些方面，莫雷尔已不那么狭隘迟钝了，更象个艺术家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对主子滔滔不绝的吩咐言听计从，哪怕通篇是欺人之谈，而且是信口开河，这反倒使他更加笨拙了。德·夏吕斯先生能告诉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预料到的这码事。我何以能未卜先知，猜到人家后来才告诉我的事情（我对此一直没有把握，安德烈所提供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种种证词，特别是后来提供的，我总觉得很不可靠，因为，正如我们过去有目共睹的那样，她打心眼里并不喜欢我的女朋友，甚至妒忌她），但不管怎么说，倘若确有其事，那么这两个人都瞒着我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贝蒂娜对莫雷尔很熟悉？正当马车夫即将被解雇之际，莫雷尔对我一反常态，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总认为他生性卑鄙，当他需要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便对我奴颜婢膝，过后，一旦帮了他的忙，他却翻脸不认人，我这才形成了对他的看法。对此，还要补充的是，他与德·夏吕斯先生有明显的卖淫关系，还有并无后果的兽性本能，当兽性得不到满足（当兽性发作时），或由此引起了并发症时，他便会闷闷不乐；但这种个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永远那么丑陋，而是充满了矛盾。它好比中世纪的一部旧书，错误百出，通篇是荒谬的传说和淫秽阴暗的内容，但堪称杰出的大杂烩。开始我以为，他的艺术，在他真正被视为大师的领域，给了他超出演奏者技巧的优势。有一次，我说了我要开始工作的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干吧，干出名堂来。” “这话是谁说的？”我问他道。“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他还知道拿破仑的一封情书。“不错，”我心里想，“他有文学修养呢。不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恐怕是他对全部古今文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话，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对我重复它。还有一句话，他在我面前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为的是不让我向任何人谈及有关他的任何事，这句话，他也以为是文学语言，其实只勉强算句法国话吧，或者至少可以说不表达任何种类的意义，也许只对一个故弄玄虚的仆人才有用，这句话就是：“怀疑怀疑他人的人吧。”其实，从这句愚蠢的箴言到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话，莫雷尔的性格可见一斑，虽然变化多端，但也不象表现得那样矛盾。这小子，为了几个小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且没有内疚感——大概并非没有古怪的气恼，有时甚至气得发疯，但内疚一词与此风马牛不相及——这小子，只要有利可图，他不惜趁人之危火中取栗，这小子把金钱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讲普通人类最天然感情之上的善良，还是这小子，却把他获得的音乐戏剧学院一等奖证书置于金钱之上，在笛子班或对位法作品班，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是的话。他怒火中烧，发起无名火又阴又毒，其源盖出于他所谓的普遍的尔虞我诈（可能他将他遇到的怀有敌意的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普遍化了）。他绝不谈论任何人，却暗中玩弄自己的把戏，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从而以摆脱普遍的欺诈为荣。我的不幸在于，由于我回巴黎后势必引起的后果，他的不信任并没有对巴尔贝克的司机“表演”过，在司机的身上，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同类人，也就是说，与他的箴言相反，一个褒义的多疑者，一个在诚实人面前装聋作哑，却可与流氓恶棍一拍即合的多疑者。他感到——但这并非绝对错误——这样防人一手大有好处，永远使他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在贝尔热街的院楼里，人家休想抓住他任何把柄，对付他更是一筹莫展。他只要干下去，也许会干出点名堂，有朝一日会成为久负盛名的音乐戏剧学院大赛小提琴评判委员会的大师，人人将对他毕恭毕敬。 但是，在莫雷尔的脑子里发现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处，这也许是极符合逻辑的事。实际上，他的本性，就好比是一张揉皱的纸，皱折走向乱七八糟，以致不可能恢复正常状态。他似乎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美中不足的是错别字登峰造极，他一写信就是几小时，对他兄弟说，他待妹妹们不好，他是她们的兄长，他是她们的支柱；对妹妹则说，她们对兄长也有礼貌不周之处。 转眼间，夏日将尽，我们在杜维尔下火车时，只见太阳，受朦胧云雾的温存，在一色淡紫的天空中，只脱落成一片红轮了。傍晚，一派平和静谧的气氛临降到这一片片草木茂盛的盐碱草地上，吸引来许多巴黎人到杜维尔来度假，其中大都是画家，潮气初泛，却把这些巴黎人早早赶回他们自己的小小木屋别墅里去了。好几家灯火已上。只有几只奶牛望着大海哞哞叫着，另有几只奶牛，对人类更感兴趣，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车子。只有一位画家，在一个陡峭的高坡上架起了画架，试图将这大片的宁静，这柔和了的光线尽收画中。抑或，这一头头奶牛，正无意识地尽义务似的去为画家充当模特儿，因为它们举目凝视的神态，它们逍遥自在的身姿，在人们回家之后，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傍晚散发出来的休憩气氛已是夜间了。我若下午出去转一圈，那么最晚五点就得回去添加衣服，此时，又圆又红的太阳落入倾斜的明镜，而过去这面歪镜有多可恶，可现在，夕阳酷似希腊火硝，在我的书橱玻璃上，燃起了大海的战火。我匆忙穿上我那身无燕尾的常礼服，活象念咒者的举动，唤出了机警而轻佻的爱，就是我同圣卢一同去里夫贝尔吃晚饭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以为把德·斯代马里亚小姐带到林中之岛去吃晚饭的我，我无意识地哼起了当时也哼的同一个小调；我对镜顾影，方从歌曲中认出了那个且唱且停的歌者，歌者，其实，他只会这首歌。我第一次唱这首歌，那是我刚刚爱上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但我当时觉得，我也许永远还摸不透她的心。后来，在巴黎也唱了一回，那就是我中止爱她的时候，即第一次占有她后没几天。现在我又唱了起来，是在我重新爱上了她，将同她一起去吃晚饭的时候，饭店经理为此深感遗憾，他以为，我最终会住到拉斯普利埃，不再住他的店，他口口声声说听人说过，那边热病流行，病源来自“鸟嘴”沼和沼中的“死”水。我喜欢这种多样性，我的生活向三个平面铺开，就这样我看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当人们暂时变回过去的一个人，就是说，与长期以来的自己不同，其感觉的灵敏度，由于不被习惯所削弱，可以接受极其强烈的印象最微妙的刺激，使以前的一切统统黯然失色，而且由于这些印象勾魂夺魄，我们便会象一个醉汉那样一度且痴且狂。我们上公共马车或普通车子时天一般都黑了，车子把我们送到车站去乘小火车。在候车室里，首席院长对我们说：“啊！你们去拉斯普利埃！该死，她真不象话，维尔迪兰夫人，她竟让你们在夜间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吃一顿晚饭。然后，晚上十点还要迎着群魔乱舞的鬼风再往回走。可见，你们是没事找事干，”他搓着手补充道。也许，他这样说话，是因为不满意自己没受到邀请，也可能是“忙”人——哪怕是瞎忙—— 通常有的满足，“没时间”去干你们闲极无聊的事。 当然，这的确合符情理，一个人整天拟订报告，整理帐目，答复事务信函，密切注视着交易所的行情，当他冷嘲热讽地对您说：“您真舒服，成天无所事事，”自觉高人一等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完全可以用来表示蔑视，甚至还要更厉害一些（因为进城吃晚饭，忙人也照吃），假如您的消遣是写《哈姆雷特》或只是读一读而已。对《哈姆雷特》写也罢读也罢，忙人是很少考虑的。他们对文化不感兴趣，当人家搞文化活动时偶然被他们碰上了，他们总觉得文化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们消磨时间的游戏，他们可能会这么想，在他们自己的行业里，正是同样的文化使一些可能本来不如他们的行政长官或管理人员脱颖而出，面对这班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口中念念有词道：“看来，他是个大文豪，一个杰出的人物。”不过，首席院长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之所以喜欢在拉斯普利埃吃晚饭，那是因为——正如他的所言极是，尽管是批评中提及——一席席晚餐“代表一次次真正的旅行”，我认为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行，因为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不是在旅途中寻欢作乐，因为大家赴会才是欢乐的所在，旅行的魅力是很难被整个气氛所左右的。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离开了饭店的热窝——已经成了我的家的饭店——登上了火车厢，同阿尔贝蒂娜同行，当喘着气的小火车进站时，车窗玻璃上便有灯的反光在闪烁，说明车已经到达一个站头了。我生怕戈达尔大夫发现不了我们，又没听到报站的呼叫，于是我打开车厢门，但呼地冲进车厢的，并不是老常客们，而是风，雨和寒冷。在茫茫黑夜，我看得出阡陌田野，听得到大海澎湃，我们正在茫茫原野中穿行。阿尔贝蒂娜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盒子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准备与核心圈子里的人相聚。的确，开始几次，吃晚餐之前，维尔迪兰夫人让阿尔贝蒂娜到她的盥洗室去整理整理，我虽然象我近来生活那样平心静气，但仍然有一点不安和嫉妒，我不得不在楼梯脚下就与阿尔贝蒂娜分开，我独自一人留在沙龙里，与小圈子里的人应酬，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心想，我的女友在楼上干什么呢，第二天，我连忙请教了德·夏吕斯先生，怎样才能打扮得更风流些，而后，我即在加蒂埃店里订购了一套梳妆必备品，它是阿尔贝蒂娜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它于我是一种心理安宁的保证，它对我的女友则是一种关怀抚慰。因为她肯定猜到了，在维尔迪兰家里，我不高兴她离开我，于是，在车厢里，她就做好了赴晚宴前的全部打扮了。 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常客里，如今也包括德·夏吕斯先生，他加入圈子已有好几个月了，是常客中的常客。很有规律，每星期有三次，在西东锡埃尔站的候客室里或月台上，进出站的旅客们可以看到这位胖子走过，只见他长着灰头发，黑胡子，双唇涂脂，这胭脂在季末不如炎夏时夺目，因为炎夏强烈的阳光照得它更突出，而酷热又把它半熔化了。他径直朝小火车走去，情不自禁地（只是出于行家的习惯，因为他现在已有一种感情，可以使他行为端正，抑或，至少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使他行动可靠）瞟一眼苦力们，大兵们，着网球服的青年人，那目光既蛮狠又胆怯，看后立即拉下眼皮，眼睛几乎闭上，怀有教堂祭司做祷告时的热心，又有用情专一的贤妻或大家闺秀的持重。老常客们坚信，他肯定没看见他们，因为他上了另一个包厢（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也常常这么干），活象这样的人，他弄不清人家被人发现与他在一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他却给您留下找到他的权力，假如您有找到他的愿望的话。最初那几回，大夫并没有找他的意愿，要我们让他一个人呆在他的车厢里。自从他在医学界获得显赫地位之后，犹豫不定性格就益发显露出来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后仰着身子，从夹鼻眼镜上头看着茨基，不是故意嘲弄，便是转弯抹角使同仁们的舆论为之一惊：“你们明白吧，假如我孤身一人，还是个小伙子……，不过，由于我妻子的缘故，听了你们告诉我的那事之后，我考虑是否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旅行，”大夫低语道。“你说什么？”戈达尔夫人问道。“没什么，这与你无关，这不是给女人听的，”大夫眨着眼睛回答道，对自己有一种庄严的满足，神色分寸适中，介乎于对其学生和病人板着脸孔说笑话的表情与维尔迪兰家里夹杂着俏皮话的不安表情之间，接着又低声说着话。戈达尔夫人只听清了两个单词，一个是“善会”，另一个是“舌头”，在大夫的语言里，前者指犹太种族，后者指饶舌多嘴，戈达尔夫人便想当然得出结论，德·夏吕斯先生可能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以色列人。她实在不理解，大家凭这一点就把男爵排斥在外，作为小圈子里的元老，她有责任要求大家别让他一个人呆着，于是我们大家都往德·夏吕斯先生的包房走去，由戈达尔大夫带头，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德·夏吕斯先生靠在角落里，正在读一部巴尔扎克的书，他已经发觉来人踟蹰不前，但他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就象聋哑人根据正常人无法感觉的气流就能知道有人来到身后那样，他对人家冷淡待他的态度，有一种真正的神经过敏的感觉。这种神经过敏，由于它形成习惯，无处不有，便给德·夏吕斯先生酿成许多想象出来的痛苦。就象那些神经过敏患者，感到稍有凉意，便怀疑楼上有人打开窗户，进门时怒气冲冲，并打起喷嚏来，德·夏吕斯先生也一样，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显得忧心忡忡，便断定有人把他议论此人的话告诉了对方。但是，人们大可不必露出不在乎的神色，也大可不必阴沉着脸或故意嘻皮笑脸，他却可以一一想象出来。相反，真诚实意反而很容易向他掩盖他不明底细的诽谤的真相。他一眼就看出戈达尔的犹豫，老主雇们以为那个埋头看书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待他们站好位置，距离恰到好处时，他突然向他们伸出手去，弄得老伙计们大为惊讶，然而他对戈达尔大夫只是欠欠身子，但马上又昂首挺胸，不屑用戴着瑞典手套的手去握大夫已经向他伸出的手。“我们坚持要与您同行，绝不能让您象这样孤单地呆在您的小角落里。这是我们的一大快事，”戈达尔大夫善意地对男爵说。 “我不胜荣幸，”男爵欠身冷着脸念道。“我很高兴，听说您决定选择这个国家扎下你们的帐……”她是要说古代犹太人在沙漠中搭的“圣帐逢”，但她似乎记得这词是希伯来语，这个字眼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可能有含沙射影之虞。于是，她挖空心思选择另一种她认为是亲切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一种庄严的表达辞令：“在这片国土上安下你们的，我是说‘你们的宅神’（的确，这些‘宅神’‘灶神’不属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属于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宗教，它已经没有门徒相传，因此也就不必担心有冒犯之虞了。）可我们，不幸的很，学校开了学，大夫要看病，我们始终不得在这一片同样的地方挑选住宅。”她指着一个纸盒子对他说：“况且您看，象我们这些女人，我们不如强性幸福；就连到维尔迪兰家这么近的地方去，我们也不得不随身带一大堆累赘。”就在这当儿，我看了看男爵手上那部巴尔扎克的书。这可不是一本装订书，随便买来的，象第一年他借我的那部贝戈特的书。这可是他书架上的一本藏书，如同带有题铭的那种：“德·夏吕斯男爵珍藏，”有时候，为了表现盖尔芒特家族勤奋读书的爱好，用“Inproeliisnonsemper”①，以及另一个座右铭“NonsineLabore”②取而代之。但我们发现这些题铭很快又被别的题铭所取代，尽量迎合莫雷尔的喜欢。不一会儿，戈达乐夫人找了一个她觉得对男爵更带有个人色彩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先生，”她稍停片刻后说，“可我这人想得开，照我说，既然人们真诚实意信仰，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我不象那些人，看见一个新教徒……就象得了恐水症似的。”“人家告诉我，我所信奉的宗教是真的。”德·夏吕斯先生说。“这是一位盲信者，”戈达尔夫人想：“斯万，除了最后，都是比较仁慈宽容的，他的确已经归依了。”然而，恰恰相反，男爵不仅是基督徒，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而且怀有中世纪的虔诚。对他而言，犹如对十三世纪的雕刻家一样，基督教堂，就该词活生生的词义上讲，里面居住着众多的生灵，而且被认为实实在在的：先知，使徒，天使，各路圣人，都簇拥在降世的圣子，圣母和圣父，上帝，所有的殉道者和圣师的身边，犹如他们的教民，形象鲜明突出，挤满了门廊，充满了礼拜堂。在他们中间，德·夏吕斯先生选择了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和拉斐尔作为求情人，他与他们常有晤面，请求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转达他对上帝的祈祷。因此，戈达尔夫人的阴差阳错令我们很是开心。 -------- ①拉丁语，意为“好乐无益”。 ②拉丁语，意为“不劳无获”。 宗教领地暂且不表，再说大夫吧，他来到巴黎，随身携带着寒酸的箱子，装着一位农民母亲的叮嘱，一心扑在学业上，几乎纯粹庸俗化了，谁想用功推进自己的医业，就不得不牺牲为数可观的岁月，因而他从来就不注意自我修养；他取得了愈来愈高的威望，而不是愈来愈多的经验；他按字面理解“荣幸”一辞，既感到满足，因为他好虚荣，同时又感到苦恼，因为他是好小子。“这可怜的德·夏吕斯，”当晚他对妻子说，“当他对我说，同我们一起旅行，他感到很荣幸时，我听了很难受。感觉出来，这个可怜鬼，他没什么关系可拉，自己瞧不起自己。” 但很快地，老常客们终于控制住了刚来到德·夏吕斯先生身边多少表现出来的尴尬局面，他们没有必要听任慈悲的戈达尔夫人的指引。无疑，有他在场，他们思想上就会不断保持对茨基启示的回忆，就会不断想到他们的旅伴身上的性古怪。而且，正是这种性古怪对他们施加了一种诱惑力。在他们看来，这种性古怪赋予男爵的言谈有那么一种滋味，何况他的谈话是很动听的，但也有些部分他们不敢过奖，然而那番滋味使得布里肖本人的谈笑风生的妙趣也索然乏味了。而且，从一开始，大家都欣然承认，他是聪明的。“天才可与疯狂为邻”，大夫高见，然而，假如亲王夫人求知若渴，要求他再说下去，他可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他对天才的知识，充其量不过这一条箴言而已，再说，这一条箴言对他来说似乎论证不足，不象他对伤寒和关节炎那样了如指掌。而且，虽然他变得地位显赫，但仍然教养很差：“别问了，亲王夫人，别问我了，我到海滨是来休息的。再说，您也不明白我的话，您不懂医道。”亲王夫人连忙道歉后一言不发了，觉得戈达尔是一个有魅力的男子汉，终于领悟到，知名人士不总是好接近的。在开始那一阶段，人们最终感受到德·夏吕斯先生是聪明的，尽管他有毛病（或大家一般都这么称呼的东西）。现在，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毛病，大家反觉得他比别人高明一头，自己却闹不清是什么道理。一条条最简单明了不过的格言，经学者或雕刻家巧妙加以鼓吹，经德·夏吕斯先生就爱情、嫉妒、美色加以阐述，由于他具有独到的、隐秘的、细腻的而又畸形的体验，在身体力行中消化吸收，这对老常客们来说，便具有一番迷人的风味，这种风味，源于一种心理状态，类似于我们的悲剧文学历来向我们描写的那种心理状态，体现在一部俄罗斯或日本的戏剧里，那里的艺术家们表演出了这种风味。趁他没听见，大家冒然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咳！”雕刻家低声耳语道，因为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列车员，长着印度寺院舞女那样的长睫毛，只见德·夏吕斯先生情不自禁地盯住他看，“要是男爵开始向那位查票员暗送秋波，我们就到不了终点站了，火车就要倒着开了。瞧瞧他看他的那个姿态，我们坐的简直不是小火车，倒成了缆绳牵引车了。”但实际上，要是德·夏吕斯先生不来的话，一路上只跟普普通通的人们在一起，身边没有这么一位油头粉面、大腹便便而又闭关自守的人物作伴，大家会感到大失所望的，这个人物颇象某种从异国进口的一箱可疑的东西，从中发出一种稀奇的水果香味，只要一想到能亲口尝尝，心里就热闹起来。就这点看，从德·夏吕斯上车的橡树圣马丁站到莫雷尔跟上来的东锡埃尔站为止，这段路程虽短，但男性老主雇们一个个都感到比较痛快的满足。因为只要小提琴手不在场（而且假如女士们和阿尔贝蒂娜为了不碍他们交谈有意离开大家避而远之），德·夏吕斯先生便无拘无束，不必装模作样回避某些话题，谈起“那些人们约定俗成称之为伤风败俗之类的事情。”阿尔贝蒂娜不碍地的事，因为她总同女士们在一起，年轻姑娘识趣，不愿意自己在场而约束了别人谈话的自由。不过，她不在我身边呆着，我较易忍受得了，但她必须同我在一个车厢里。因为我对她既不再表示嫉妒，也不再表示任何爱恋，不去想我没看到她的那些日子里她的所作所为了，相反，即使我就待在那里，一道简单的隔板，说不定就能掩盖住一次背叛行为，那对我来说才是不堪忍受的，不一会儿，她果真同女士们到隔壁包厢里去了，因为她们无法再在原地呆下去，否则就可能妨碍说话的人，象布里肖啦，戈达尔大夫啦，还有夏吕斯什么的，对他们我又不便讲明我躲开的原因，于是我起身，把他们丢在原地不管，想看看那里面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我就到隔壁包厢里去了。直到东锡埃尔以前，德·夏吕斯先生一路上肆无忌惮，有时竟直言不讳地谈论起他公然声称的在他看来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德行。他巧言令色，以示他胸襟豁达，坚信自己的德行不会唤醒老主雇们内心的丝毫疑云。他以为，世上只有几个人，正如后来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所说的，“对他心中有底”。但他设想，这些人不超过三、四人，而且没有一个在诺曼第沿岸。一个如此精明、如此不家之人得出这个假设，可以震惊满座了。即使是那些他认为多少有点知情的人，他也自鸣得意地以为，他们不过是隐隐约约知道点事罢了，而且自以为是，只需对他们如此这般一说，就可以使某某人摆脱某对话者的猜疑，而谈话对手出于礼貌，对他说的装出称许的样子。他甚至估计到我对他有所了解和猜测，但他心里想，这种舆论完全是大而化之，他觉得我的意见比实际情况要陈旧得多，只要他对这样或那样的细节加以否认，人家就会信以为真，然而相反，若说认识概况总先于认识细节，那么，它对调查细节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它摧毁了隐形的能力，不允许伪虚之徒掩饰其嗜爱之物。自然喽，当德·夏吕斯先生得到某个老常客或老常客们的某个朋友的邀请去赴晚宴时，他总是挖空心思弯弯绕，一连提出十个人名，其中必带出莫雷尔的大名，他一点也不糊涂，总要提出五花八门的理由，说什么晚上若能同他一起受到邀请，那该多么高兴和惬意，而东道主们，看样子言听计从，但只用了一个理由便可把他提出的全部理由取而代之，而且这唯一的理由总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说他爱他，可他自以为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呢。同样地，维尔迪兰夫人似乎总是神态大方地全面接受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感兴趣的半艺术半人性的动机，一再热情洋溢地感谢男爵，她说，感谢他对小提琴师的一片好意。然而，有一天，莫雷尔与他迟到了，因为他们没坐小火车来，只听得女主人说：“我们就等那些小姐了！”男爵若听了这话恐怕会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因为他只要一到拉斯普利埃就不想动了，给人一副管小教堂的神甫或管目录卡片的教士们的面孔，有时候（当莫雷尔获准请假四十八小时）在那里接连睡上两夜。维尔迪兰夫人于是安排他们两间紧挨着的房间，让他们称心如意，说：“要是你们想拉点音乐，你们可别不好意思，墙厚得象城堡，你们这一楼没有其他人，我丈夫睡得象铅一样沉。”那几天，德·夏吕斯先生接替亲王夫人到车站去欢迎将来的客人，她有失远迎是因为贵体欠安，由于他把她的健康状况说得神乎其神，以致客人进门个个为夫人健康担心而忧形于色，万万没料到女主人穿着半袒半露的裙袍，体态轻盈，亭亭玉立在眼前，大家不由失声惊叫起来。 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一时间已成了维尔迪兰夫人心腹中的心腹，成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第二。维尔迪兰夫人对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比之亲王夫人的地位就差多了，心想，亲王夫人如果一心想看看小核心，那是因为她瞧不起别的人，而偏爱小核心。这一虚情假意正是维尔迪兰夫妇的本性所在，凡他们不能与之来往的人都一概被他们说成讨厌鬼，人们定能相信，女主人会相信亲王夫人长着铁石心肠，见了美男子不动心。但她固执己见，并坚信，就是对贵夫人也一样，她不愿与讨厌鬼打交道是坦诚相见并追求理智。何况，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讨厌鬼的数目在减少。在海浴生活中，一次引见不至于对日后造成麻烦的后果，而在巴黎人们对这种后果有可能十分恐惧。一些显赫人物，未携带自己的妻子来巴尔贝克，这就为一切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主动接近拉斯普利埃，于是讨厌鬼们摇身一变成了风流雅士。盖尔芒特亲王便是这种情况，倘若德雷福斯主义的吸引力没有如此强大，可以使他一口气就登上通往拉斯普利埃的坡路，那么即使亲王夫人不在也不至于使他下决心以“单身汉”的身分去维尔迪兰家，不巧的是那天正赶上女主人外出不在家。再说，维尔迪兰夫人也不敢肯定，他和德·夏吕斯先生是否属于同样的上流社会。男爵确实说过，盖尔芒特公爵是他的兄弟，但这很可能是一位冒险家的谎言。尽管他表现得那么风流潇洒，那么可亲可爱，对维尔迪兰夫妇又是那么“忠心耿耿，”但女主人还是犹豫再三，不知道是否该邀请他和盖尔芒特亲王一起来。她请教了茨基和布里肖：“男爵和盖尔芒特亲王，行不行。”“我的天，夫人，要请两个中的一个，我认为可以说……”“请两个中的一个，那还用我来问？”维尔迪兰夫人生气了，又说。“我问你们是不是请他们一块来可行？”“啊！夫人，这些个事是很难说清楚的。”维尔迪兰夫人话里没有任何恶意，她对男爵的作风确信无疑，但当她这么说时，心里却根本不这么想，而只想知道可否同时邀请亲王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来，只是想知道这样做是否会合拍，她使用这些现成的用语不带丝毫的恶意，这些用语在艺术的“小圈子”里是很上口的。为了用德·盖尔芒特先生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想在午饭后，带他去参加下午的一个行善节，节上，一些沿海船员将表演出航盛况。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样样都管，便委派其心腹中的心腹男爵行使她的职责。“您晓得，不应该让他们象铸模似的呆着不动弹，应当让他们来来往往，表现出繁忙的场面，我弄不清那里的种种名堂。可您呢，您常到巴尔贝克海滨码头，您可以让他们好好练练，反正累不了您。您可能比我更内行，德·夏吕斯先生，您更懂得如何使唤小船员们。不过，我们毕竟是为德·盖尔芒特先生自找苦吃。他说不定是赛马场上的大笨蛋。唷！我的上帝，我说赛马骑师的坏话，对了，我好象记起来了，您就是骑师。哎！男爵，您没有回答我，您是不是骑师？您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吗？拿着，这是我收到的一本书，我想它会使您感兴趣。这是鲁雄的书。书名很别致：《男人之间》。” 至于我，我对德·夏吕斯先生常常取代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尤为高兴，因为我与亲王夫人合不来，为一件微不足道但积怨甚深的事闹翻了。有一天，我坐在小火车上，同往常一样，我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体贴入微，这时，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上车来了。她的确是来卢森堡公主家住几个星期的，但由于我每天都要去见阿尔贝蒂娜，因而一直没有答复侯爵夫人及其王室女主人的邀请。我见到我外祖母的朋友感到内疚，出于纯粹的义务（并未离开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我同她聊了很长时间。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旁边坐的女友是何许人，但她却不愿认识她。到了下一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车厢，我甚至责备自己没去扶她下火车。之后，我又坐到亲王夫人身边。然而，好象是——处境不牢靠，而又怕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生怕被人瞧不起的人常有的灾难——眼看说变就变。谢巴多夫夫人埋头看她的《两个世界评论》，回答我的问题时唇尖都懒得启动，最后竟说我使她感到头疼。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我向亲王夫人告辞时，习惯的微笑照不亮她的面子，冷冷的客套拉下她的下巴，她甚至连手都不伸给我，而且此后再也不同我说话了。可她不得不对维尔迪兰夫妇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一问维尔迪兰夫妇我礼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是否不妥，他们便异口同声争着回答：“不！不！不！才不是！她不喜欢亲热！”他们不愿从中挑拨引起我同她的不和，但她最终使人相信，她对殷勤体贴无动于衷，是一个与这个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的人物。只有见识过这样的政客，他自上台以来，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强硬、最难接近的政坛人物；只有亲眼看到政客失势时，面带恋人般容光焕发的微笑，卑躬屈膝地乞求某个记者那高傲的敬意；只有目睹了戈达尔大夫的复兴（他的新病号把他看作僵硬的铁杠子）；而且只有弄清楚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处处表现出的高傲，反时髦，乃是多么痛苦的爱恼，乃是多么时髦的惨败所酿成的苦酒，方才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人类社会，法则——它自然包含着例外——必然是这样的：狠心人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弱者，而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独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这般温情。 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爱）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偏宠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么多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梅梅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此仙阁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此小楼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象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象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了）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当德·夏吕斯先生不谈他对莫雷尔美貌的赞赏时，仿佛这种赞赏与一种所谓的恶癖的嗜好毫无关系似的，这时，他便谈论起这种恶癖，但似乎这种毛病与他毫无干系。有时候，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由于他看了几眼他那卷巴尔扎克的漂亮的精装书，我便问他，在《人间喜剧》里，他比较喜欢的是什么，他一边回答我，一边把他的思路引向固有的概念：“这一整部，那一整部都喜欢，还有那一部部小袖珍本，象《本党神甫》、《被抛弃的女人》，还有一幅幅巨型画卷如《幻灭》系列书。怎么，您不知道《幻灭》？美极了，卡洛斯·埃雷拉乘自己的四轮马车路经城堡之前问城堡名的当儿，漂亮极了：这就是拉斯蒂涅克，他过去爱过的那个年轻人的住宅。而神父则掉进一种幻想里，斯万管它叫鸡奸的《奥林匹奥忧伤》，真是妙趣横生。还有吕西安之死呢！我已经记不起哪个风流雅士，有人问他在他一生中最使他痛苦的事件是什么，他作了这样的回答：‘《盛衰记》里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之死。’”“我知道这一年巴尔扎克走红运，就象上一年悲观失望一样，”布里肖插语道，“但是，我冒着冒犯巴尔扎克卫道士的风险，上帝惩罚我吧，我并不想追求文学宪兵的角色，为语法错误开违警通知书，我承认，我看您对他们令人惊惶失措的胡言乱语推崇备至，认为是生花妙笔，可我总觉得他不过是一位不甚严谨的誊写员。我读过您跟我们谈到的《幻灭》，男爵，我拼命挣扎着要达到入教的虔诚，可我头脑极其简单地忏悔说，这些连载小说，通篇是夸张的辞藻，编成双倍、三倍的大杂烩（《幸福的爱丝苔丝》，《歪门邪道通何处》，《老年得爱是几何》），老是给我造成《罗冈博尔》那种神秘的效果，这部作品受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宠爱，才被推上岌岌可危的杰作的地位。’“您这么说，那是因为您不了解生活，”男爵倍加恼火，因为他感到，布里肖既不明白象他这样的艺术行家的道理，也不懂得别的道理。”我明白，”布里肖说，“您摆出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架势说话，是想说我是索邦神学院派的古板，呆板，死板。然而，我跟同学们一样，我喜欢一本书给人真诚的印象和生活的气息，我并不是学院派……”“拉伯雷的时刻①，戈达尔大夫插了一句，脸上已不再有疑色，却显得风趣而胸有成竹。“……那些学院派立志根据听命于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林中修道院院规从事文学，那可是装腔作势的大师，他们按人文主义者的严格规则从事。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夏多布里昂土豆烤牛排②吗？”戈达尔大夫又插了一句。“他就是善会的老板，”布里肖只管接着往下说，未曾理会戈达尔大夫的玩笑，但戈达尔大夫却相反，他被学者的话弄得惶惶不安，焦虑地看着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刚才对戈达尔的话似乎缺乏敏感，因为戈达尔那句同音异义文字游戏倒引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的丹唇微微一笑。“同教授在一起，完美无缺的怀疑论者尖酸刻薄的讽刺永远不会丧失他的权利。”她亲热地说，以表示医生的“话”她并非视而不见。“智者必然是怀疑论者，”大夫答道。“我知道什么呢？YvwCotOeavrov③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这是很正确的，凡事过分则成弊。但我万分惊讶，心想，凭这句话就足以使苏格拉底留名至今了。这种哲学里有什么呢？没什么东西嘛。人家想，钱戈大夫和其他人岂不劳苦功高上千倍了，他们起码靠点本事，靠着治疗象全瘫综合症消除瞳孔放射的本事，可他们几乎被忘光了！总之，苏格拉底，他并没有什么出奇。他属于那些无所事事，成天游手好闲、争论不休的那帮人。这好比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讲得很漂亮。”“我亲爱的……”戈达尔夫人请求道。“自然喽，我妻子抗议了，一个个都得了神经官能症。”“可是，我可爱的大夫，我没得神经官能症，”戈达尔夫人嘟哝着。“怎么，她没患神经官能症？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出现了失眠症状。不过，我承认，苏格拉底及其同类，对于高层文化，如果要具有陈述的才能，那还是有必要的。我给我的学生上第一课，我总是先引YvwCotOeavtov。布夏老懂得这话，对我称道了一番。”“我不是为形式而形式的追随者，更不会积万年古韵去做诗，”布里肖又说。“但是，《人间喜剧》——却很少人情味——仍然是与那些艺术超过内容的作品太背道而驰了，正如奥维德那首高明的讽刺诗所说的。可以选择半山腰上的一条小路，它可以通往默东疗养院，或通往费尔内的幽静去处，与狼谷距离相等，勒内就是在狼谷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严厉主教的使命，它与雅尔迪的距离也相等，在那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虽受到通达吏助手们的纠缠，仍继续作为虔诚的使徒，为一个波兰女人涂写莫名其妙的大白字。”“夏多布里昂比您说的更富有生气，巴尔扎克也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德·夏吕斯先生答道，至今与斯万志趣相投，不可能不被布里肖所激怒，“大家不懂得的情感，或大家加以研究只是为了将其摧残的这种情感，巴尔扎克却通通了如指掌。且不重提不朽的《幻灭》，《撒拉逊女人》，《金眼姑娘》，《荒漠里的爱》，乃至十分神秘的《假情妇》，也都一一证实了我说的话。当我对斯万谈到巴尔扎克在这方面‘非同寻常’时，他对我说：‘您跟泰纳意见不谋而合。’我没有荣幸认识泰纳先生，”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带着上流社会人士常有的令人气恼的习惯，总要加上毫无用处的“先生”两字，似乎把一个伟大作家称作先生，就象为他颁发了荣誉，或许可以保持距离，并想方设法让人知道，他们不认识他了，“我不认识泰纳先生，但我能同他不谋而合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不过，尽管德·夏吕斯先生有这种庸俗可笑的习惯，但他还是极聪明的，有这种可能，倘若某桩旧婚姻将他家与巴尔扎克家结成亲戚，他会感到（且不亚于巴尔扎克）一种满足，并会情不自禁地炫耀一番，好象是在炫耀一种令人羡慕的高贵的招牌似的。 -------- ①据传，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从罗马回巴黎，途经里昂，住在一家客店里，可他没有钱付账。于是他在房间明眼处放一个小包，上写：“给国王的毒药”，店老板见了，惊恐万状，连忙通知骑警队，把拉伯雷解到巴黎。国王看到拉伯雷，笑着请他吃饭，使他摆脱了困境。后来，这一典故引伸为令人恼火、使人不快的时刻。” ②法语“Chateaubrilland”（夏多布里昂）有烤牛排之意，与作家夏多布里昂同音。 ③希腊语，苏格拉底名言，意为“认识你自己吧！” 有时候，在橡树圣马丁的下一站，有一些青年人上火车。德·夏吕斯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看着他们，但由于他缩短了并掩盖起他对他们的关注，这种关注便披上了隐密的神色，甚至比本来的面目更为非同寻常；他好象认识他们，不由自己地流露出来，在同意自己作出牺牲之后，转向我们，就象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一样，孩子们因父母吵了一架，就被禁止向同学们问好，可孩子们呢，遇到同学们的时候，总不免要抬起头来，然后又落入家庭教师的严厉管教之下。 听了引用的那句希腊文的话，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刚才谈论巴尔扎克时，要让人理会的，在《盛衰记》中用以影射《奥林匹奥忧伤》的高谈阔论，茨基、布里肖和戈达尔大夫相视而笑，笑里也许满足的成分多，而讽刺的成分少，这种满足，犹如晚宴食客们终于让德雷福斯说出了自己的事件，或者使女皇谈起自己的统治。大家打算纵容他就这个题目再谈一点，但东锡埃尔站已经到了，莫雷尔就在这一站头上车找到了我们。在莫雷尔面前，他说话谨慎检点，当茨基想把他拉回到卡洛斯·埃雷拉对吕西安·德·吕邦普雷的爱情话题时，男爵神色矛盾，诡秘而且最终（看到别人不听他说话）严厉起来，一本正经，就象一个父亲听到有人在他女儿面前讲下流话那样。茨基却一口咬住他不放，气得德·夏吕斯先生眼睛都鼓出了头面，抬高嗓门，口气意味深长地，指着阿尔贝蒂娜，然而阿尔贝蒂娜却听不见我们的说话，她忙于与戈达尔夫人和谢巴多夫亲王夫人聊天，只听他象某人要教训教养很差的人那样语气双关地说：“我认为，是谈点能使这位年轻姑娘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了吧。”但我很清楚，对他而言，年轻的姑娘不是指阿尔贝蒂娜，而是指莫雷尔；况且，不久，他证实了我解释的正确性，他要求大家在莫雷尔面前不再作此类谈话，他使用的表达方式说明了这一点。“您晓得，”他对我说到小提琴手，“他根本不是您所能想象的那样子，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他始终很理智，很严肃。”从这话里，人家感到，德·夏吕斯先生把性倒错看作是对青年人的一种危险的威胁，跟卖淫之于妇女无异，人们感到，如果说他对莫雷尔使用“严肃”这一形容词，那么，其意思是用于修饰小女工。这时，布里肖想换话题，问我是否打算在安加维尔还待很长时间。我多次请他注意我不住安加维尔而是巴尔贝克，但毫无作用，他一错再错，因为，他总是把这一带沿海地区称作安加维尔或巴尔贝克—安加维尔。是有这样一些人，跟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可叫的名字却有点出入。有那么一位圣日尔曼区的女士，当她想说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时，却老这样问我，是否很长时间没见到塞纳伊德，或奥丽阿娜—塞纳伊德，她这么说，我开始怎么也不明白。可能过去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有一个亲人叫奥丽阿娜，为了避免混淆，大家便叫她奥丽阿娜—塞纳伊德。也可能先前开始只有在安加维尔有一个火车站，从那里再坐小火车到巴尔贝克。“你们说什么来着？”阿尔贝蒂娜对德·夏吕斯先生刚刚以她家父那般庄重的口气说话感到诧异。“说的是巴尔扎克，”男爵连忙答道，“今晚您正好穿加迪尼昂公主服装，不是第一套，晚宴服，而是第二套。”这次会面与阿尔贝蒂娜挑选服饰有关，我从她的情趣中得到启迪，她养成这种情趣，还得归功于埃尔斯蒂尔，他欣赏朴素无华，也许可以称为大不列颠质朴，若不是与法兰西柔和更贴近的话。他最喜欢的裙服，往往让人看到各种灰颜色和谐相配，象迪安娜·德·加迪尼昂穿的那种服色。除了德·夏吕斯先生，几乎没有什么人懂得评价阿尔贝蒂娜服色的真正的价值。一下子他的眼睛就发现她的服色稀罕和值钱在何处；他兴许就从来未曾弄错过面料的名称，而且认得出出自谁家的手艺。只是他更喜欢——为女人们着想——比埃尔斯蒂尔所能容忍的更鲜艳夺目一点。因此，那天晚上，她递给我一个半微笑半焦虑的目光，弓着她那母猫般小玫瑰鼻子。真的，她里面穿着灰色双绉裙，外面套着紧腰灰上衣，上衣两襟对迭，给人以阿尔贝蒂娜浑身皆灰的感觉。她示意让我帮她一下，因为她那鼓袖要弄平才能套进她的紧身上衣，或者重新鼓起来以便拉出来，她脱掉了上衣，她的袖子是很软的苏格兰呢制成，玫瑰色，浅灰色，暗绿色，鸽脖闪色相映成趣，宛若在灰色的天空架起了一道彩虹。她心里想，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博得德·夏吕斯先生的赞赏。“啊！”德·夏吕斯先生欢呼起来，“这是一道光彩，一件多棱色镜。我衷心赞美您。”“不过，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先生，”阿尔贝蒂娜指着我亲热地说，因人她喜欢向人显露我给她的东西。 “唯有不会穿衣打扮的女人才害怕颜色，”德·夏吕斯先生又说，“她们可以光彩夺目而不流于俗气，温馨淡雅而不平淡乏味。况且，您与·阿代斯反复灌输她的思想。”阿尔贝蒂娜对这无声的裙袍语言产生了兴趣，使向德·夏吕斯先生询问加迪尼昂公主的情况。“嗬！她可是一个新美人，”男爵象做梦一样的口气说道。“我熟悉迪安娜·德·加迪尼昂和德·埃斯巴夫人一起散步过的小花园。这个花园是我们一个堂表姐妹的。”“有关他堂表姐妹花园的这种种问题，”布里肖对戈达尔交头接耳道，“都可以象他的家谱一样，对这位尊贵的男爵有价值。但是，我们没有在里面散步的特权，又不认识那位夫人，也没有贵族的头衔，这与我们有何相干？”因为布里肖未曾料到，人爱会对一件裙子和一个花园感兴趣，就象欣赏一部艺术作品一样，没有料到德·夏吕斯先生象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重新看到了德·加迪尼昂夫人脚下的花园小径。男爵接着说：“但您认识她吧，”他对我说，说的是他的那位堂表姐妹，对我讲话是奉承我，好象是对一位被放逐到小圈子里的某某人说话，此人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若不是属于他那个世界，起码也是就要走进他那个世界里去的人。“不管怎么说，您很可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见过她。”“是拥有博克勒城堡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吗？”布里肖问，露出听得入迷的神色。“是啊，您认识她？”德·夏吕斯先生冷冷地问道。“根本不认识，但我的同行诺布瓦每年都要到博克勒度一部分假期。我有机会给他写信寄到那儿。”我对莫雷尔说，心想会使他感兴趣·德·诺布瓦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但他脸上毫无表情可以证明他听进了我的话，他简直把我父母视作草芥了，不似跟我外叔祖远攀时那么套近乎，他父亲曾在我外叔祖家当过贴身仆人。而且，我外叔祖与家里其他人不同，很喜欢“假客气”，给仆人们留下醉心的回忆。“据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一位高贵的女人；但我从来不敢自作主张妄加评论，而且我的同行们也不敢。因为，诺布瓦在学院里虽然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可没有把我们中的任何人介绍给侯爵夫人。我只知道，受到她接待的只有我们的朋友迪罗当香，他与她祖上有亲戚关系，还有加斯东·布瓦西埃也受到了接待，因为在一次引起她特别感兴趣的研究之后，她想认识他。他在她家吃了一顿晚餐，回来美滋滋的。尽管布瓦西埃夫人也没有受到邀请。”一听到这些人的姓名，莫雷尔温情脉脉地笑了；“啊！迪罗—当香”，他对我说，那关心的神气，与他听人说到诺布瓦侯爵和我父亲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适成正比。“迪罗—当香，跟您的外叔祖是一对好朋友。当有一位女士想参加一次法兰西学院新院士入院演说会，要一张中心位置的票，您的外叔祖说：‘我给迪罗—当香写封信。’自然喽，票马上就寄来了，因为您很清楚，迪罗—当香有求必应，不好拒绝，因为您外叔祖很可能对他伺机报复。听到布瓦西埃的名字我也很高兴，就是在那里，您的外叔祖在元旦时节为太太们张罗买这买那。我知道这事，因为我认识当年负责买东西的人。”岂止是认识，那人就是他父亲。莫雷尔回忆我外叔祖某些亲热的暗示，涉及到这么一件事，我们当时不打算老呆在盖尔芒特府里，我们寄住在那儿，纯粹是因为我外祖母的缘故。偶尔谈到可能搬家的事。然而，要明白夏尔·莫雷尔在这方面给我的劝告，就得知道，过去，我外叔祖是住在马尔塞布大街40号乙。由此引出这么件事，由于我们经常去我外叔祖阿道夫家，直到那注定的倒霉的那一天，我弄得我父母与我外叔祖闹翻了脸，因为我讲了玫瑰夫人的故事。于是在家里，父母不说“在你们外叔祖家里”，而说“在40号乙”。妈妈的堂表姐妹们说得就更干脆了：“啊！星期天人家里留不住你们，你们在40号乙吃晚餐。”我若去看一个亲戚，人家就嘱咐我先去“40号乙”，先从外叔祖那儿开始，免得他生气。他是房主，但老实说，他挑选房客很挑剔，他们大家都是朋友，抑或都成了朋友。上校瓦特里男爵每天同他一起抽支雪茄烟，目的在为修房打开方便之门。通马车的大门老是关着。如果在一扇窗口上发现挂有一件内衣，晾着一条地毯，他就会气冲冲地进门，马上就叫取下来，比如今的警察行动还迅速。但他到底还是把他的一部分楼房租了出去，而他自己仅留两层楼房外加那几间马厩。尽管如此，房客们善于讨他的高兴，盛赞楼房维修保养得好，交口赞誉“小公馆”起居设备舒适，仿佛我外叔祖是“小公馆”的唯一占有者，他随人说去，不作正式辟谣，而他本该加以否定才是。“小公馆”当然是舒适的（我外叔祖把当时流行的新花样统统引进来了）。但它毫无非同寻常之处。唯有我的外叔祖，常常怀着假谦虚，洋洋得意地称“我的小寒舍”自以为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他的贴身仆人，以及对仆人的妻子，对马车夫，对厨娘，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在巴黎，论舒服，论豪华，论娱乐，什么也比不上小公馆。夏尔·莫雷尔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中长大的。他仍然怀有这样的信念。因此，在那些日子里，即使他不跟我聊天，我要是在火车上同某个人谈起搬家的可能性，他马上就会朝我微笑，眨眼睛，一副配合默契的神态，对我说：“啊！您需要的，就是类似40号乙的什么东西吧！您在那儿一定会称心如意！可以说，您外叔祖对这方面十分内行。我打包票，全巴黎没有任何地方可与40号乙相媲美。” 刚才说到加迪尼昂公主，德·夏吕斯先生面色忧郁，我顿时感到，这一消息并不仅仅使他想起一个无足轻重的堂表姐妹的小小花园。他陷进了深思，好象是在自言自语：“《加迪尼昂公主的隐私》！”他叫了起来，“非凡的杰作！多么深刻，多么痛楚，这名声扫地的迪安娜，她那么惧怕她所爱的男人知道她的坏名声！多么不朽的真实性，比表面具有的真实性更真切！这走得有多远！”德·夏吕斯先生慷慨陈词时却流露出伤感，不过，大家感到，他并不觉得这种感伤有失大雅。当然，德·夏吕斯先生尚估摸不透，对他的德行，人家到底了解还是不了解，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因而，最近以来，他老是担心，他一旦回到巴黎，人家一旦看到他同莫雷尔在一起，莫雷尔的家人就会出来干预，担心这么一来，他的幸福就会受到危害。这种或然性，对他而言很可能出现，直到现在仍然象是令使他不快和痛苦的心头病。但男爵很会演戏。刚刚，他们自己的情景与巴尔扎克描写的情景混为一谈，现在，他又略施小计，躲到新的情景里，面对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厄运，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吓倒自己，在惶惶不安之中进行自我安慰，找到斯万还有圣卢曾经称之为“很巴尔扎克的”某种东西。这样识别迪尼昂公主身分，对德·夏吕斯先生而言，已变得轻而易举了，因为他对心理上的移花接木早已习以为常，而且他已提供过多种先例。况且，这种心理上的移花接木，只要把作为爱物的女人换成一个年轻小伙子，马上就会在这小伙子身边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纠纷，并围绕着一种平常的关系愈演愈烈。当人们为了某种原因，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对日历或时刻表作某些改变，比如说推迟几星期过年，提早一刻钟敲午夜钟，由于一昼夜仍然是二十四小时，而一个月仍然是三十天，时间度量万变不离其宗。一切都可以变化却不带来任何混乱，因为数目间的关系总是不变的。因此，有些生平传记采用“中欧时”若东方历。在这种关系中，身边供养一位女演员时，其自尊心似乎也起着作用。当，从第一天开始，德·夏吕斯先生打听莫雷尔是何许人时，当然他得知他出身卑贱，但是，我们所喜欢的一个半上流社会的女人，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因为她是可怜人的女儿而失去她的诱惑力。相反，那些知名的音乐家，他曾让人写信给他们，他们也曾回信答复过男爵——并非出于兴趣，象朋友们将斯万介绍给奥黛特时，当着他的面，把她描绘得比她本来更难对付、更求之不得的那样——出于名人抬举新手的简单庸俗的心理说道：“啊！高才生，大有作为，自然因为他年轻有为，行家们评价很高，前程无量。”而不谙同性恋的人们，出于狂热的爱好，也讲起了男性美：“而且，看他演出真过瘾；在音乐会上他比谁都干得漂亮；他有美丽的头发，有高雅的姿态；容貌美极了，那气派，象画中的小提琴家。”德·夏吕斯先生也一样，被莫雷尔刺激得神魂颠倒，莫雷尔则顺水推舟让他明白，他是多么抢手的邀请对象，德·夏吕斯先生庆幸能把莫雷尔带在自己的身边，在顶楼上为他建一个小窝，他经常可以来。剩下的时间呢，他希望他是自由的，他的行为要求他这样，德·夏吕斯先生不惜给他那么多的钱，要莫雷尔继续干这一行，要么是因为有这种很强的盖尔芒特观念，一个男子汉总要干点事，全凭自己的才干做点事，而地位或金钱不过是个零，使一种价值增值的0，要么是因为他担心，小提琴手老厮守在自己身边，无所事事，会产生厌倦的。最后，在出席某些大型音乐会时，他不失时机沾沾自喜、自言自语道：“此时受到欢呼的人、今霄将在我家里。”风流雅士们，当他们恋爱的时候，不管以什么方式恋爱，总是给自己虚荣心增添某种东西，能够摧毁以前有过的一些实惠，而在以前的实惠中，他们的虚荣心兴许曾得到过满足。 莫雷尔觉得我对他并无恶意，对德·夏吕斯先生关系真诚，而且对他们俩在肉体上绝不感兴趣，最终对我表现出热情洋溢的感情，犹如一个小宝贝女人，知道人家不要她，但也知道她的情人把您当作真挚的朋友，不会设法挑拨他同她的关系。他不仅跟我说话的腔调酷似当时的拉谢尔，即圣卢的情妇，而且，根据德·夏吕斯先生一再对我重复的话，在我不在的时候，他对他议论我说的事与拉谢尔对罗贝议论我的事毫无二致。德·夏吕斯先生终于对我说：“他很喜欢您，”犹如罗贝说：“她很喜欢您，”又如外甥以其情妇的名义发出邀请，我外叔祖以莫雷尔的名义经常请我来同他们一起吃晚餐。不过，他们之间发生的风暴并不比罗贝与拉谢尔之间的争吵逊色。诚然，夏丽（莫雷尔）一走，德·夏吕斯先生便对他赞不绝口，一再洋洋得意地说小提琴师对他如何如何的好。然而，却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老常客们面前，夏丽也每每面有愠色，并不象男爵希望的那样总是高高兴兴和服服贴贴的。由于德·夏吕斯先生的软弱所致，他对莫雷尔不识抬举的态度表示谅解，后来，夏丽的恼火，竟发展到如此地步，小提琴师毫不掩饰，甚至溢于言表。我眼看德·夏吕斯先生进入一节车厢，在那节车厢里，夏丽正同自己的军人朋友们在一起，音乐家对他耸耸肩以示欢迎，同时对战友们眨巴一下眼睛。要不，他就假装睡觉，好象此人的到来使他烦透了。要不，他索性咳嗽起来，旁边的人则大笑着，借机取笑，模仿象德·夏吕斯先生这样的人那种矫揉造作的说话，把夏丽引到一个角落里去，最后，夏丽才又掉过头来，好象迫不得已的样子，回到德·夏吕斯先生身边，那挖苦的俏皮话就象万箭刺穿着德·夏吕斯先生的心。实在不可思议，他竟然忍受下来了；而这种痛苦的形式，每次都花样翻新，再次对德·夏吕斯先生提出了幸福的问题，不仅硬逼他得寸进尺，而且去追求别的好事，一种邪恶的回忆污染了先前的手段。然而，不管后来这一幕幕场面有多么令人难受，应当承认，最初，法兰西民族人的天性描绘出莫雷尔的形象，赋予他的迷人外表，简朴，开诚布公，有独立自豪感，这种独立的自豪感似乎得益于无私精神。尽管这些都是假象，但姿态的优雅对莫雷尔尤为有利，因为，恋爱之人老想得寸进尺，不得不抬高出价，相反，无恋爱之人则容易走一条笔直的、强硬的、优雅的路线。这条路线，通过名门的特权，存在于心眼极封闭的莫雷尔那张极开放的脸上，这张脸，粉饰着新希腊的风雅，这种风雅在香槟方形大教堂大放异彩。尽管他装得很高傲，但当他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现了德·夏吕斯先生时，他往往被小圈了里的人弄得很尴尬，红着脸，低垂着眼帘，而男爵却心花怒放，从中看到了一大部罗曼史。这不过是恼火和羞愧的表示。恼火时有表现，因为，尽管莫雷尔平常的态度表现得极为冷静，极为稳重，但也难免不时常露出马脚。甚至有时候，男爵对他说几句话，莫雷尔立即口气强硬地进行咄咄逼人的反驳，弄得大家都感到刺耳。而德·夏吕斯先生则往往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吭，自以为是地相信，受到崇敬的父亲，对其孩子的冷淡和粗暴完全不会介意的，因此，一如既往，对小提琴家极尽颂扬之事。德·夏吕斯先生也并非总是这样逆来顺受，但他的反叛一般达不到目的，尤其因为，他从小与上流社会的人们一起生活，得考虑他可能唤起的反响，意识到了卑鄙的勾当，如果说这种卑鄙的勾当不是天生的，至少是教育养成的。然而，他在莫雷尔那里，偏偏遇到了暂时无所谓的庸人薄愿问题。可惜·德·夏吕斯先生，他并不明白，对莫雷尔来说，凡涉及音乐戏剧学院和音乐戏剧学院名声有关的问题，一切都必须让步（但音乐戏剧学院也许更为严重，暂时不会提出来）。因而，比如说吧，资产者出于虚荣心随意改姓，而大贵族则出于实惠的考虑。对年轻的小提琴家而言，正好相反，莫雷尔的姓与他获得的小提琴一等奖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可能更改。而德·夏吕斯先生本想要莫雷尔一切都离不开他，即使姓名也不例外。他考虑到莫雷尔的名为夏尔斯（Charles），与夏吕斯 （Charlus）相似，而且他们碰头的地方叫夏尔姆斯 （Charmes），便企图说服莫雷尔，一个朗朗上口的美名本身就是艺术名声的一半，演奏高手理应当机立断取名“夏梅尔”（Charmel），暗指他们幽会的地点。莫雷尔耸了耸肩。德·夏吕斯先生挖空心思，不幸冒出一个念头，说他曾有一个内室侍从就是这样称呼的。一句话气得年轻人火冒三丈。“过去有一度时期，我祖上以王宫侍从和侍从领班为荣。”莫雷尔骄傲地回答道：“过去有一度时期，我祖上下令杀过您祖上的头。”德·夏吕斯先生也许会大惊失色，倘若他能预料到，即使不用“夏梅尔”，而是心甘情愿地收养莫雷尔，并赐予他拥有的盖尔芒特家族的一种头衔，但情况也会象人们看到的那样，不允许他将这样的头衔恩赐予小提琴家，即使允许，小提琴家也会拒绝接受，因为他想他的艺术声望是与他的姓莫雷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与评论水平的“级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竟将贝尔热街高高凌驾于圣日尔曼区之上！德·夏吕斯先生出于无奈，只好作权宜计，让人为莫雷尔做几只象征性的戒指，上面刻有古文字：PLVSVLTRACAROL’S①。当然，面对某个他不认识的一种对手，德·夏吕斯先生本该改变一下策略。但谁能办得到呢？况且，若说德·夏吕斯先生有些笨拙，那么莫雷尔也不缺乏拙笨。除了导致破裂的本身情况之外，使德·夏吕斯先生身边失去他的一个原因，起码是临时的原因（但这临时的原因最终变成了决定性的了），恐怕是，在他身上，不仅仅是那种卑鄙的东西使他在强硬态度面前一味卑躬屈膝，而对温柔体贴则报以蛮横无理。与这种下流本性相平衡，还有一种因受不良教育而造成的综合萎靡症，在犯有过失或成为负担之时，这种萎靡症便随处会作起孽来，甚至，为了讨男爵的欢心，他有必要说尽甜言蜜语，做尽温情柔态，献尽欢颜笑貌，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变得阴沉、恼怒，极力要展开讨论，而他明明知道，争论起来人家是不会同意他的看法的，但他仍坚持自己怀有敌意的观点，道理软弱无力，言辞却激烈锋利，从而更显示其道理的软弱无力。因为一旦论据短缺，他马上就胡编一气，愈是胡编乱造，其无知和愚蠢就愈铺展得开。当他客客气气，一味追求讨人喜欢的时候，从无知和愚蠢就不容易暴露出来。相反，当他脸上阴云密布时，人们除了看到他的无知与愚蠢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此时，他的无知与愚蠢便由无害而变得可憎可恨了。于是乎，德·夏吕斯先生感到苦恼不堪，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次日的好转，可莫雷尔呢，竟忘记了是男爵让他享受到荣华富贵，反露出悲天悯人的嘲笑，说：“我从来不接受任何人东西。因此，我无需向任何人道一声谢。” -------- ①意为：“前进！” 在此期间，仿佛他是在与一位上流社会人士打交道，德·夏吕斯先生继续施加他的愤愤不平，不管是真的还是装的，但已经无济于事了。不过也不总是这样。比如，有一天（就在第一阶段之后），男爵同夏丽和我一起在维尔迪兰家吃午餐回来，以为可以同小提琴家在东锡埃尔度黄昏和良宵，未曾料到一下火车，小提琴家就与他告别，并答道：“不� |